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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不一定是那種“被接受”的和解，而是那種“接受不被接受”的和解。
說實話，寫詩是人權之一，便是沒有才華的人，也還是有寫詩的權利。就算是沒有才華的人，如果對語言的魔術抱有一種探索之心，也還是一件好事。我同意沈浩波的這種說法，一個時代無論如何墮落，不能墮落到沒有詩人。就是說，一個時代無論如何狂妄，不能在美的可能性面前失去謙卑。但是，這不等於說，只要是詩，就是好詩。只要是以寫詩為愛好的人，就是時代的先鋒。詩壇，正如其它任何“壇”，肯定也是良莠不分，肯定也有投機分子。因為寫詩這個行為本身，劃分出一個精神特權階層，讓群眾夾道歡迎，我覺得，這個要求比較過分，跟“出身論”、“血統論”異曲同工。至於把詩歌寫得一文不值還要命令整個社會對它頂禮膜拜的人，我看，不但不能拯救一個時代的墮落，其實是在惡化它。
週末讀物 暫缺
他人的生活 在不可能與不可能之間
作為一種政治哲學，自由主義是關於政府角色的理論，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關於個人責任的理論：正是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對自由的實踐，使得限制政府專權變得可能。
當意識到為了看這個話劇，我已經花了30鎊票錢、35鎊交通費和15鎊飯錢之後，我在心裡暗暗祈禱：千萬別讓人失望啊，這8D英鎊本來可以用來買30盒雞蛋或兩頓火鍋或一條連衣裙的呀。
“Burnt by the sun”沒有讓人失望。
看到一半時，還有點失望。Mitya義正詞嚴地譏諷Sergei時，我又看到了那種熟悉的“正義者譴責墮落者”的黑白分明。但是該劇下半場打了個急轉彎，整個故事立體了起來。故事發生在1936年的蘇聯。將軍Sergei和他的年輕妻子Marousia，以及Maronsia的眾親友，到湖邊度假。快樂的假日被一個突然的來訪者打斷：Mitya，Marousla的舊情人，在消失了12年之後突然造訪。他指責Marousia背叛愛情，賣身求榮投靠了將軍，Marousia則指責他當年不辭而別。一個醜陋的事實逐漸浮現出來：當年Mitya不辭而別是Sergei暗下的命令，為了得到她，Sergei秘密將他派往巴黎做特務，Mitya為了“回到故鄉的機會”而接受了任務，一走12年。然而Mitya真的是“不得不”做特務嗎？ Sergei質問他：你這些年都做了些什麼？你出賣朋友，做秘密警察，雙手沾滿了鮮血，你才是賣身求榮的劊子手。最後一個更醜陋的事實浮現出來：Nitya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來逮捕Sergei的——1936年，正是斯大林黨內清洗的前夜。
如果說該劇有個中心思想的話，它可以用這段對話採概括：
Mitya：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是被迫的！
Sergei：不存在所謂被迫，每個人都有機會選擇，只要你願意為之付出代價！
“每個人都有機會選擇”。就是說，不是，或不僅僅是，斯大林的邪惡，不是，或不僅僅是，克格勃的淫威，不是，或不僅僅是，古拉格群島的恐怖，造就了大清洗的恐怖，是每個人當時作出的選擇。專制能夠得逞，不可能靠一個人的伎倆，是成千上萬人的合作，或至少他們的沉默，為專制者鋪好了臺階。
也就是說，Mitya不是無辜的，因為12年的浸染已經使他成了制度本身；Sergei也不是無辜的，因為他曾是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甚至Marousia和家人也不是無辜的，正是他們十幾年的沉默讓這個制度越來越堅固。當Marousia的家人追憶“解放前”的美好對光時，Sergei問：如果你們真覺得過去的時光很美好，當初你們為什麼不為之戰鬥呢？你曾經有機會選擇。
“你曾經有機會選擇”，道出自由主義的要義。作為一種政治哲學，自由主義是關於政府角色的理論，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關於個人責任的理論：正是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對自由的實踐，使得限制政府專權變得可能。一個自由制度就像一條公路，沒有無數清潔工修路工持之以恆的清掃修補，它將很快在風吹日曬中退化為荒野。也正是因此，一個“最小政府”的前提恰恰是“最充分的個人”。人類透過極權主義逃避自由的衝動也由此可以理解，因為自由意味著責任，因為一個自由的人註定是一個精神上的孤兒，他無依無靠，除了自己的頭腦和心靈。
看這個話劇，不能不想起中國曾經的政治運動。上世紀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