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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也感染了我的情緒。但當我冷靜下來，我又是輕輕一笑。這時我突然明白，該受指責的不是委員長，而是幾十年後這些書的自作聰明的作者。是侍從在夢中，還是丞相在夢中？侍從在夢中。不設身處地，不身居高位，怎麼能理解委員長的心思？書籍的作者，不都是些百無一用的書生嗎？委員長是委員長都當上了，頭腦不比一個書生聰明？是書生領導委員長，還是委員長領導書生？是委員長見多識廣，還是書生見多識廣？一切全在委員長———萬般世界，五萬萬百姓，皆在委員長心中。只是，當時的委員長的所思所想，高邈深遠，錯綜複雜，並不被我們所理解。委員長真不相信河南有大旱災、旱災會餓死人嗎？非也。因為從委員長的出身考察，相對於宋美齡小姐來說，委員長還算是苦出身。委員長自己寫道：
我九歲喪父……當時家裡的悲慘情況實在難以形容。我家無依無靠，沒有勢力，很快成了大家汙辱和虐待的物件。
這樣一個出身的人，不會不知道下層大眾所遭受的苦難。在一個省的全部範圍內發生了大旱災，情況嚴重到什麼程度，他心裡不會沒底。但他認為：可能有旱災，但不會這麼嚴重。於是書生們上了當，以為委員長是官僚主義。其實在夢中的是書生，清醒的是委員長。那麼為什麼心裡清楚說不清楚呢？明白情況嚴重而故意說不嚴重呢？這是因為擺在他面前的，有更多的，比這個旱災還嚴重的混沌不清需要他理清楚處理妥當以致不犯歷史錯誤的重大問題。須知，在東方餓死三百萬人不會影響歷史。這時的委員長，已不是一個鄉巴佬，而是一個領袖。站在領袖的位置上，他知道輕重緩急。當時能導致歷史向不同方向發展的事情大致有：一、中國的同盟國地位問題。當時同盟國有美、英、法、蘇、中等。蔣雖是中國的領袖，但同盟國的領袖們坐在一起開會，如開羅會議，蔣就成了一個普通人，成了一個小弟兄，成了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大家在一起，似乎羅斯福、邱吉爾、斯大林，都不把蔣放在眼裡。不把蔣放眼裡，就是不把中國放到眼裡。由此以來，在世界戰局的分佈上，中國就常常是戰略的受害者。而中國最窮，必須在有外援的情況下才能打這場戰爭，所以常常受制於人，吃啞巴虧；帶給蔣個人的，就是仍受“侮辱和虐待”。這是他個人心理上暗自痛恨的。二、對日戰爭問題。在中國正面戰場，蔣的軍隊吸引了大部分在華日軍；雖然不斷丟失土地，但從國際戰略上講，這種牽制本身，就給其他同盟國帶來莫大的利益；但同盟國其他領袖並沒認清這一點或是認清了這一點而故意欺辱人，所給的戰爭物資，與國民黨部隊所擔負的牽制任務，距離相差非常大；從國內講，國民黨部隊在正面戰場牽制日軍，使得共產黨在他的根據地得到休養生息，這是蔣的心腹大患，於是牽涉到了對共產黨的方針。蔣有一著名的理論，“攘外必先安內”。這口號從民族利益上講，是狹隘的，容易激起民憤的；如果從蔣的統治利益出發，又未嘗不是一個統治者必須採取的態度。如只是攘外，後方的敵人發展起來，不是比前方的敵人更能直搗心臟嗎？關於這一方針，他承受著巨大的國際、國內壓力。三、國民黨內部、國民政府內部各派系的鬥爭。蔣曾很後悔地說：北伐戰爭之後，我不該接受那麼多軍閥部隊；一九四九年後說：我不是被共產黨打倒的，我是被國民黨打倒的；可見平日心情。四、他與他的參謀長 ———美軍上將史迪威將軍，發生了嚴重的戰略上和個人間的矛盾，這牽涉到對華援助和蔣個人在美國的威信問題。史迪威已開始在背後不體面地稱這位中華民族的領袖為“花生米”———以上所有這些問題，包括一些我們還沒覺察到而蔣在他的位置上已經覺察到的問題，都有可能改變歷史的方向和寫法，這時，出現了一個地方省（當時全國三十多個省）的旱災，顯得多麼無足輕重。死掉一些本就無用、是社會負擔的老百姓，不會改變歷史的方向；而他在上層政治的重大問題上處理稍有不慎，歷史就可能向不利於他的方向發展，後來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就證明了這一點。上述哪一個重大問題，對於一個領袖來講，都比三百萬人對他及他的統治地位影響更直接，更利益交關。從歷史地位上說，三百萬人確沒有一粒“花生米”重要。所以，他心裡清楚旱災，仍然要說：可能有旱災，但不會那麼嚴重。於是他厭惡那些把他當傻瓜當官僚以為他不明真相而不厭其煩向他提供真情況的人，特別是那些愛管閒事、愛干涉他國內政的外國人。這就是蔣委員長此時此刻的心境。當然，這是站在蔣的立場上考察問題；如果換一個角度，當我們站在幾千萬災民的立場上去考察，就覺得蔣無疑是獨夫民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