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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八十年代後期，她的這段生活，突然又顯示出它特有的價值。本地的、外地的一些寫暢銷書的人，都覺得她這五年曆史有特殊的現實意義，紛紛來採訪她，要以她五年接客的種種情形，寫出一本“我的妓女生涯”的自傳體暢銷書。從這題目看，暢銷是必然的。眾多寫字的來採訪，一開始使這個家庭很興奮，原來母親的經歷還有價值，值得這些衣著乾淨人的關心。大家甚至感到很榮耀。但時間一長，當兒女們意識到寫字的關心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關心他們自身，而是為了拿母親的骯髒經歷去為自己賺錢，於是她的兒女們，這些普普通通的莊稼人，突然感到自己受了騙，受了汙辱。於是對再來採訪的人，就怒目而視。為此，他們洋洋自得仍興奮地沉浸在當年情形中的母親，受到了她的兒女們的嚴厲斥責。母親從此對五十年前的事情又守口如瓶；已經說過的，也斷然反悔。這使已經寫下許多文字的人很尷尬。“我的妓女生涯”也因此夭折。這樁公案已經過去好幾年了，現在我到這裡來，又被她的兒子認為是來拿他母親的骯髒經歷賺錢的，要把已經夭折的“妓女生涯”再搭救起來。因此，我還沒能與老婆婆說上話，他兒子的大棒，已差點落到我的頭上。我不是一個多麼勇敢的人，只好知難而退。而且我認為為了寫這篇文章，去到處揭別人傷疤，特別是一個老女人骯髒的膿瘡時，確實不怎麼體面。我回去告訴了在鄉派出所當副所長的我的小學同學，沒想到他不這麼認為，他怪我只是方式不對。他甩了甩手裡的皮帶說：“這事你本來就應該找我！”
我：“怎麼，你對這人的經歷很清楚？”
他：“我倒也不清楚，但你要清楚什麼，我把她提來審一下不就完了？”
我吃一驚，忙擺手：“不採訪也罷，用不著大動干戈。再說，她也沒犯罪，你怎麼能說提審就提審！”
他瞪大眼珠：“她是妓女，正歸我打擊，我怎麼不可以提審？”
我擺手：“就是妓女，也是五十年前，提審也該那時的國民黨警察局提審，也輪不到五十年後的你！”
他還不服氣：“五十年前我也管得著，看我把她抓過來！”
我忙攔住他，用話岔開，半天，才將氣呼呼的他勸下。離開他時，我想，同學畢竟是同學呀。
為了把這次大逃荒記述下去，我們只好再次藉助於《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文章寫到這裡，我已清楚地意識到，白修德，必將成為這篇文章的主角。這不是因為別的，是因為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災荒，已經沒有人關心。當時的領袖不關心，政府不關心，各級官員在倒賣糧食發災難財，災民自己在大批死去，沒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後的老災民，也對當年處以漠然的態度。這時，惟有一個外國人，《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倒在關心著這片饑荒的土地和三百萬餓死的人。自己的事情，自己這樣的態度，自己的事情讓別人關心、同情，說起來讓五十年後的我都感到臉紅。當然，白修德最初的目的，也不是為了關心我們的民眾，他是出於一個新聞記者的敏感，要在大災荒裡找些可寫的東西。無非是在找新聞的時候，悲慘的現實打動了他，震撼了他，於是產生了一個正常人的同情心，正義感，要為之一呼。這就有了以後他與蔣介石的正面衝突。說也是呀，一個美國人可以見委員長，有幾個中國人，可以見到自己的委員長呢？怕是連政府的部長，也得事先預約吧。我們這些無依無靠的災民，像自己父母一樣的各級官員我們依靠不得，只好依靠一個其他力量並不強大的外國記者了。特別是後來，這種依靠竟也起了作用，這讓五十年後的我深受震動、目瞪口呆。
白修德在一本《探索歷史》的書中，描述了他一九四三年二月的河南之行。同行者是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哈里遜？福爾曼。在這篇文字開頭我曾說到，在他們到達鄭州時，曾在我的家鄉吃過一頓“他能吃過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他們當時的行走路線是，從重慶飛抵寶雞，乘隴海線火車從寶雞到西安，到黃河，到潼關，然後進入河南。為防日本人炮擊，從潼關換乘手搖的巡道車，整整一天，到達洛陽。所走的正是難民逃難的反方向。到達河南後，騎馬到鄭州，然後由鄭州搭乘郵車返回重慶。從這行走路線看，是走馬觀花，只是沿途看到一些情形。記下的，都是沿途隨時的所見所聞。這些所見是零碎的，所談的見解帶有很大的個人見識性。何況中美國情不同，這種個人見解離實際事務所包含的真正意蘊，也許會有一段距離。但我們可以拋開這些見識，進入他的所見，進入細節；他肉眼看到的路邊事實，總是真實的。我們可以根據這些真實的事實，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