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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秸垛上。麥秸垛旁顯得很溫暖。我蹲在麥秸垛旁，正費力地與一個既聾又瞎話語已經說不清楚且流鼻涕水的八十多歲的老人說話。老人叫郭有運。據縣政協委員韓給我介紹，他是一九四三年大逃荒中家中受損失最重的一個。老婆、老孃、三個孩子，全丟在了路上。五年後他從陝西回來，已是孤身一人。現在的家庭，屬於重起爐灶。但看麥秸垛後他重搭的又經營四十多年的新爐灶，證明他作為人的能力，還屬上乘。因為那是我故鄉鄉村中目前還不常見的一幢不中不西的二層小樓。但如果從他年齡過大而房子很新的角度來考察，這不應算是他的能力，成績應歸功於坐在我們中間當翻譯的留著分頭戴著“戈爾巴喬夫”頭像手錶的四十歲的兒子。他的兒子一開始對我的到來並不歡迎，只是聽說我與這個鄉派出所的副所長是光屁股同學，才對我另眼相看。但聽到我的到來與現實與現實中的他沒有任何關聯，而是為了讓他爹和我共同回到五十年前，而五十年前他還在風裡雲裡飄，就又有些不耐煩。老人家的嘴漏風，嗚裡嗚啦，翻譯不耐煩，所得的五十年前的情況既生硬又零碎。我又一次深深體會到，在活人中打撈歷史，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郭有運在一九四三年逃荒中的大致情況是：一上路，他娘就病了；為了給他娘治病，賣掉一個小女；為賣這個小女，跟老婆打了一架。打架的原因不單純是賣女心疼，而是老婆與婆婆過去積怨甚深，不願為治婆婆的病賣掉自己的骨肉。賣了小女，孃的病也沒治好，死在黃河邊，軟埋（沒有棺材）在一個土窯裡。走到洛陽，大女患天花，病死在慈善院裡。扒火車去潼關，兒子沒扒好，掉到火車輪下給軋死了。剩下老婆與他，來到陝西，給人攔地放羊。老婆嫌跟他生活苦，跟一個人柺子逃跑了。剩下他自己。麥秸垛前，他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攤著手：
“我逃荒為了啥？我逃荒為圖大家有個活命，誰知逃來逃去剩下我自己，我還逃荒幹什麼 ？早知這樣，這荒不如不逃了，全家死還能死到一塊，這死得七零八落的。”
這段話他兒子翻得很完全。我聽了以後也感到是一個怪圈。我弄不明白的還有，現在不逃荒了，郭有運的新家有兩層小樓，為什麼還穿得這麼破衣爛衫，仍像個逃荒的樣子呢？如果不是老人家節儉的習慣，就是現實中的一切都不屬於他。這個物質幸福的家庭，看來精神上並不愉快。這個家庭的家庭關係沒有或永遠沒法理順。我轉過頭對他兒子說：
“老人家也不易，當年逃荒那個樣子！”
誰知他兒子說：“那怪他窩囊。要讓我逃荒，我決不會那麼逃！”
我吃了一驚：“要讓你逃，你怎麼逃？”
他兒子：“我根本不去陝西！”
我：“你去哪兒？”
他兒子：“我肯定下關東！關東不比陝西好過？”
我點頭。關東肯定比陝西富庶，易於人活命。但我考察歷史，我故鄉沒有向關東逃荒的習慣：闖關東是山東、河北人的事。我故鄉遇災遇難，流民路線皆是向西而不是往北。雖然西邊也像他的故鄉一樣貧瘠。當然，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還有一個特殊情況，就是東北三省已被日本人佔了，去了是去當亡國奴。我把這後一條理由向他兒子談了，誰知他一揮手上的“戈爾巴喬夫”，發出驚人論調：“命都顧不住了，還管地方讓誰佔了？向西不當亡國奴，但他把你餓死了。換你，你是當亡國奴好呢，還是讓餓死呢？不當亡國奴，不也沒人疼沒人管嗎？”
我默然，一笑。他提出的問題我解答不了。我想這是蔣委員長的失算，及他一九四九年逃到臺灣的深刻原因。假如我處在一九四二年，我是找不管不聞不理不疼不愛我的委員長呢，還是找還能活命的東北關外呢？
告別郭有運和他的兒子，我又找到十李莊一位姓蔡的老婆婆。但這次採訪更不順利，還沒等我與老婆婆說上話，就差點遭到他兒子的一頓毒打。姓蔡的婆婆今年七十歲，五十年前，也就二十歲。在隨爹孃與兩個弟弟向西逃荒時，路上夜裡睡覺，全家的包袱、細軟、盤纏、糧食，全部被人席捲一空。醒後發現，全家人只好張著傻嘴大哭。再向西逃沒有活路。她的爹孃只好把她賣掉，保全兩個弟弟。一開始以為賣給了人家，但人販子將她領走，轉手又倒買給窯子，從此做了五年皮肉生涯。直到一九四八年，國共兩黨的軍隊交戰，隆隆炮聲中，她逃出妓院，逃回家鄉，像郭有運老漢一樣，她現在的家庭、兒子、女兒一大家人，都是重起爐灶另建立的。她五年的骯髒非人生活，一直埋藏在她自己和大家的心底，除非鄰里吵架時，被別的街坊娘們重新抖落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