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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則楚：最近有一篇文章談到*是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是我們經濟發展的要求，也就是我們現在來談*，是覺得這種*的制度安排會使得我們的市場經濟裡的交易成本降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獲得的這些成果，現在由於沒有*，這種制度安排，就像民政部門的救災款一級一級派下來是非常難的，如果有*的話，各級都能夠很及時地把人民群眾的這些利益訴求反映，而且交易成本很低就可以得到。因此*不是說單純地講我們應該怎樣。
推動發展，我主張在政治制度上要用實踐推動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監督也貴在實踐，你都不去做，你都不去推動它，那是不能夠做到的。現在我們既然在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的崗位上，你就應該能夠反映老百姓的意見，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種榮譽或者是安排，那你就不能透過實踐去推動這項制度的完善。所以我認為推動*、推動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必須要依靠現有的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等，用實踐去推動它，包括區的人大代表的*，我主張多一些人自薦、多找一些提名。
發展民主，推動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5）
現場提問：王老師，現在提倡和諧社會，有權的、有錢的也歡迎和諧社會，而普通老百姓為生活所迫，打工仔想改變命運，這兩個方面的人怎麼來共同建設和諧社會？
王則楚：中產階級佔主要部分的社會，才容易和諧，因為有財產的人往往不那麼容易走極端。我們現在之所以要建設和諧社會，就在於很多要改變命運的這些人，我們就要想辦法讓他活下去，而且活得稍微還要有一些滋味。因此要透過公共政策，使他們活得好一些。當然中國是千差萬別，很多地方確實很難，全部由國家統籌也是不行，比如說教育問題，你說我們要承擔那麼多外來工的教育，但是地方財政是不可能的。有人向全國提出來，希望全國發教育券，外地的人要過來帶教育券就可以，但是這個事恐怕也不那麼容易。其實按照道理來說，國家向發達地區徵收的稅收、拿走的錢多，對於欠發達地區可能拿走的錢少甚至還要貼錢，各方面的稅制安排不一樣，所以還是決策博弈的過程還不夠公開和透明，我希望各方面的利益能夠表達它的訴求，在表達訴求之後大家在這個地方能夠協商，能夠表決一些具體的事，才能夠促進。兩個方面的訴求肯定是不一樣的，但是到最後能夠解決。公共政策是非常重要的，透過這些方面來調整。
現場提問：王老師您好，有一種說法，*是一種制度安排，那麼任何一種制度安排都是雙刃劍，也有一種說法*只是一種最不壞的制度安排選擇，那麼我們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到底要什麼樣的*，才能實現比較好的希望達到的目的？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在兩千年前，中國在全世界應該說都是最發達的國家之一，為什麼我們在兩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專制主義可以存在這麼長的時間，是不是說明中國太有專制的土壤了而長不出*之花？現在不光是解放思想的問題，在文化上是不是有需要根本革命的地方？謝謝。
王則楚：你講的這兩個問題都是討論非常多的，*是制度安排，它也是雙刃劍，有好的也有壞的，*需要付出成本。當然最終大家同意的意見，*它不是最優的，但是它不是最壞的，它可以避免一些很壞的事情發生，就像是過去大家討論的那樣，“*”這樣的事情，不可能在*制度下發生的，像前蘇聯的“大清洗”不可能在*制度下發生。至於說別的進一步再最佳化，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東西，比如說企業很可能就需要果斷的決策。
你講到文化方面的事情，確實所有的東西，都是跟經濟基礎相聯絡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也決定我們的意識形態，我們中國之所以能夠長期建立專制社會，是由於它長期是在農耕的經濟狀態裡，甚至每一次中國有可能進入資本主義，或者是發展商品經濟的時候，都受到了落後民族進來之後繼續發展農耕。宋代、明代、清代等等都是這樣，就是沒有到商品經濟。我們的商品經濟是剛剛建立，三十多年我們的市場經濟，鍛鍊到今天的公民意識。比如很多人問我，你提那麼多意見不怕穿小鞋嗎？大家要注意，鞋子不好就換一雙鞋子穿好了，但是在計劃經濟下，專制制度下不會給你第二雙鞋子穿的，所以才會穿小鞋。外國人問我“什麼是穿小鞋”，他們不理解，說鞋子不好就換一雙鞋子嘛。所以市場經濟給了我們穿另外一雙鞋的權利，公民的*意識才會出現，在文化上我們最近在醞釀著一次新的公民意識覺醒的文藝復興，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