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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更清楚推進黃梅戲藝術的重要性，因為畢竟是全國最受歡迎的劇種，只是這幾年由於在藝術上過於保守、在內容上過於雜亂而急速下滑。她對國際間的藝術趨向並不陌生，深知只有為這個劇種重新呼喚來生氣勃勃的創造精神，才有出路。為此，她投注了整整幾年時間進行觀摩和尋訪，其中包括尋訪願意到安徽來奮鬥一場的海內外藝術家。這番努力得到了文比廳的支援，《鞦韆架》開始排演。
在排演的過程中，她一再對我說，最大的擔憂，是怕外來的藝術家看不起本地人。“是對你們劇院的演員沒信心？”我問。
“不是，”她說，“是怕外來的藝術家看見本地某些以內耗為專業的評論者，稍微像樣一點的東西一出來他們一定寫文章嘲弄，萬一外來藝術家看到這種文章，以為我們本地人都是這種水平，那多丟人！”
“嘲弄建設者，不止是本地的毛病。”我安慰道，“你能不能到時候請人把這種嘲弄文章收集齊，印在全國巡迴演出的說明書裡，這說明書也就有了史料價值，多有意思！”
“會不會註明是本地的報紙刊登的？”她問。
“當然，”我說，“什麼報紙，幾月幾日，什麼署名，都註明。”
“這豈不是又在出我們的醜了！”她有點難過。
在機場告別時，我看著她說：“兩千多里地的長途汽車，頸椎、腰椎怎麼辦？”
她笑了，說：“說不定哪一天我真站不起來了。”
“那時，我正好因用腦過度而成了傻子，兩人天天面對面。”我說。
“我不走穴，沒有錢，你被盜版，也沒有錢，你沒有官位，我也沒有官位，兩個人就像回到了太古時代，那才叫純粹。”她說。
“一個傻子推著一個不良於行的女子，在夕陽下晃悠。”我說。
“到那時，動腦筋的是我，動肢體的是你，正好倒過來。”她說。
說到這個地步兩人已經很開心，大笑一陣後我進了安檢門，她又上了那輛計程車走了。幾年來，她一會兒對我說，演戲的事太煩太苦，今後說什麼也不能把我牽扯進去了；一會兒又覺得我寫作更苦更傷心，還不如繼續幫她搞戲。說來說去，兩頭都無法落腳。多享受一點家庭氣氛吧，前兩天見安徽一家報紙刊登批判文章，說“夫妻雙雙把家還”這樣的情感方式，是放棄社會責任的一種表現。這種批判語氣在這塊土地上為什麼永遠顯得義正詞嚴？結果是，寫作不行，演戲不行，回家也不行。
只能蕩在鞦韆上。
說不定確實會遇上挺大的麻煩。哪一天，真的傻坐在夕陽下了。
那就趁現在還健康，特意留下一些印記吧。昨天與她商量過，這本新書的扉頁，就印我們去年冬天在南京古道上拍的照片，而在書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她為我刻的圖章。對於照片，她倒沒什麼異議，只希望印單色；對於圖章，則求我讓她重新刻一方更好的。我說沒時間了，而且我敢擔保，多數讀者只會為她的篆刻水平而驚訝。何華先生曾撰文稱讚她對外國現代音樂和中國古代篆刻的見識，這在國外好幾家報紙都轉載了，這次終於由我來提供一個小小的證據。她說：“真的篆刻家該笑我了。”我說：“反正業餘，無所謂，我寫一幅業餘的書法作為書名，與你陪綁。”
到北京交了稿子，下午便在旅館裡睡了一覺。醒來已是晚上，想到她還沒有睡過，立即打她的手機，問她現在在哪裡。她說，南京的錄音己完成，正在向連雲港趕，現正坐在蘇北洪澤鎮的一家路邊小店吃晚飯，司機丟了什麼東西，返回去找了，估計至少要等兩個多小時。她說小店不大幹淨，但菜很新鮮，要我放心，早點休息。
於是我開始寫這篇文章，作為新書的後記。
寫完，我想，司機早該回來了，妻子正坐在長途汽車上。此時已是深夜，汽車上的其他人都已入睡，我不能再打手機。她現在，一定揉一揉頸椎、腰椎，然後抱著小小的化妝包，搖搖晃晃地開始打盹。我遠遠看去，還是無法讀解這種不為名、不為利而又不斷重複的艱難行程。
誰也沒有認出她來。蘇北平原的夜幕下，顛簸著我的疲憊不堪的妻子。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深夜，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