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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鄉啊，歷來是熱衷內耗、自相猜忌，只要出色一點就會活得很累，一到了外面倒都變得生龍活虎。”這是汪老的話。
我是一個研究群體文化心理的人，從妻子的境遇，更懂得了汪老的話。她沒有進人權力結構，只是一個與世無爭的藝術家，也沒有任何人指責過她在人品上有什麼毛病，對她的意見永遠只有一條：不容易看到她的舞臺演出。但是哄傳這個意見的任何人都沒有統計過她的工作量，更沒有把她的工作量在全國範圍內對比，只是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結果，居然活生生把一個最辛勞的人謠傳成懶人，而巳還百口莫辯。她從來不知道如何為自己聲辯，在實在氣忿的時候，最重的一句話也無非是：“真想換個地方。”
北京一個重要的文藝團體幾年來一直等著把她調過去。上海市的一位領導曾幾次與我商量，能不能成立一個以她命名、由她領銜的綜合性表演藝術劇團。全國各地喜歡她藝術的企業家們的想法，就更多了。一位廣受尊敬的老大姐曾語重心長地告誡她：“文化是不分地域的，你還年輕，何苦成為某種不良心理氣氛的犧牲品？”
但是，這一切都沒有產生效果。她對家鄉有一種神秘的皈依意識，我說不清是積極還是消極，反正是把我感動了。
記得十年前安徽洪水滔天之時，我邀國際知名的大導演馬科到合肥排《紅樓夢》。照妻子的說法，家鄉越是遭災越要表現出文化上的平靜和大氣。我們一大群人從那時起就在努力構建著黃佐臨先生企盼了幾十年的戲曲音樂劇雛型，雖然當時災情嚴重，生活非常艱難，天天有停電、斷餐之虞，大家卻信心十足、日夜修改探討，創作氣氛如火如茶。馬蘭除了排戲，一有空就上街為災民募捐。馬科導演有一天上街，發現這個情景，追蹤幾日，終於對我說：“抗洪救災是大事，但像她這樣全國一流的藝術家天天站在街上，在外地是無法想象的，我看著都痛心，適可而止吧！”但就在馬科導演跟我說的時候，中央電視臺正在直播北京工人體育館裡的賑災匯演，她一身白衣藍褲趕到了，全場掌聲未息，她就含淚開口：“我的家鄉受災了！”接下來的鏡頭表明，她的這種語言方式，感動了臺下無數熟悉她的北京觀眾，那天她為家鄉募到的救災款，數字不小。馬科導演對著螢幕沉思了片刻，第二天，他把全部導演費都捐掉了，勞累幾月，分文未取。
妻子對家鄉的感情之深，有時到了好笑的地步。例如看電視，她平日感興趣的是國際新聞，拉賓、薩達姆、索羅斯什麼的，但國內新聞中只要有刑事案件的報道，總會怔怔地等一會兒，等播音員說出罪犯來自何處。如果不是安徽，她會舒一口氣，站起來，喝一口水。我知道她有這個毛病，因此只要電視裡報道的罪犯有浙江的，就會大聲嚷嚷：“看，浙江，我家鄉的！”她笑了，說：“這有什麼可炫耀的？還是安徽多一點，你用不著安慰我。”我立即說：“我們浙江才兇呢，千島湖事件……”
說到千島湖事件，她產生了回憶。事件發生時她正帶團在臺灣演出，臺灣有傳媒說那幾個罪犯來自新安江，而新安江又來自安徽，因此要大家拒看安徽戲。我說：“你看，這件事我們兩頭都洗不乾淨了。”
去年，有一家當地虧損企業請她參加一場義務演出，她想既是“當地”又是“虧損”，義不容辭，答應得比接受中央電視臺的邀請還快，而且鄭重其事，要我陪她前往。她把我看得很重，從來不要我陪她演出，這是第一次。但那天到禮堂門口一看，正面赫然一條紅布橫幅，上書熱烈歡迎某某先生文藝晚會。她就覺得有點不對勁，立即打聽某某先生是誰。別人告訴她，這是外省某企業的一位幹部，那家企業兼併了本省的這家企業，被兼併的企業用一臺晚會歡迎他。演出已經開始，妻子所在劇院一個上了年歲的高個兒男演員，正在使勁演唱。妻子一見，愴然停步，再也邁不動腿了。
她在自言自語：“兼併就兼併吧，兩邊都是國營企業，兩邊都是國家幹部，有必要低三下四地專門為某個個人開個晚會嗎？國家領導人來也沒有拉過這樣的橫幅啊！”
那位被歡迎的外省企業於部年紀不大，一心只想見到他崇拜的藝術家，連忙趕到場外，反覆邀請入座。她客氣地與他握手，又抬頭看了一眼那條橫幅，說：“真抱歉，今天我們自己省裡有點事。”
據說，這次拒演，又使她遭到本省同胞的非難。
越是遇到這樣的事情，她越覺得家鄉需要重振內在的文化素質。對於中國科技大學存在於合肥，她一提起就興奮，朱清時校長希望聘請我擔任兼職教授，她竭力促成。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