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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流浪，這在今天是一個漂亮的說法，但在“文革”高潮時期，根本做不到。流浪要有相對寬鬆的社會條件，要有隨時都能獲得施捨的物質可能，要有人人見到不明身份的外來人不驚不詫的心理土壤，但這一切，當時都不具備。幸虧她是一個十幾歲的女中學生，不大像人們心目中的“階級敵人”，才沒有被抓起來。可是，舉目無親地長途跋涉在貧困的大地上，她畢竟餓壞了。
當她流浪到山西天鎮縣九庵廟時，已餓得氣息奄奄，昏迷在草堆裡，被廟中八十一歲高齡的老僧大默和尚救活。老僧武藝高強，每天清晨小施身手被宋蓮萍看見。宋蓮萍要拜師學藝，遭到老僧拒絕，她便以自殺相求，老僧只得同意。
在亂世學武藝，顯然是一個聰明的選擇。而且老僧、小廟、一個幹雜活的小女孩，也引不起別人太多的注意，比較安全。就這樣她整整學了兩年，兩年後的一天，老僧突然找不到她了，仔細一查，自己多年積蓄的錢也不見了，只得長嘆一聲。
老僧在長嘆中產生了隱憂。她敢於拿走師傅的錢，那也就有可能拿別人的錢，而她已經學了兩年功夫——一想到功夫，老僧心中有點發緊，因為他最明白，宋蓮萍已學到什麼水平。老僧覺得不應該給人世欠下一筆孽債，於是天天苦惱。一年後，他自知大限已到，只得給公安局寫了一封信，說自己有這麼一個徒弟，年齡多少，外貌如何，什麼時候不辭而別，臨走時“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證明她也許心術不正”，但她的武藝“已學到一定程度”，望警方留心。
當時的警方顯然沒有太留意老僧的遺言，但我們現在回頭去看，不能不對老僧肅然起敬。他用詞那麼含蓄，把偷走積蓄說成是“做了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對徒弟的武藝也只說“已學到一定程度”，但他非常明確的是：“一定程度”的武藝絕對不能與“心術不正”連在一起，因此寄言警方，提醒世間。
從老僧的這份遺言，我們深為宋蓮萍可惜，她捨棄了一位多麼不該捨棄的師傅！現在分析她拿走師傅積蓄不辭而別的原因，我看主要是三點：－，年紀太輕，又不曾建立佛教信仰，因此受不了老僧小廟極端清苦、寂寞的生活；二，她自知已經學得的功夫非同小可，完全有能力去闖蕩世界了；三，生在最貧苦的年月，她對經濟價值的概念近乎無知，把師傅那筆不大的積蓄看得非常巨大，又眼看師傅已年邁得不久人世，不想讓那些錢落人他人之手。
於是她走了。身上既有武藝，又有錢財，她認為無所畏懼了。這與她兩年前離家出走時的情景相比，判若天壤。但她哪裡知道，生在當時，武藝並沒有正當用處，而師傅的那點錢，真正用起來才發覺非常有限。大概也就省吃儉用地過了一年多日子吧，她又山窮水盡。
在還有最後一點錢的時候，她都沒有下決心在社會上偷盜，可見在她本性深處，還有隱潛的行為控制力。到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底，她實在身無分文了，便決定以武藝自救。她經過反覆思考，選擇了在鐵路運輸線上偷盜貨車的辦法。不對行人攔路搶劫，更不上門打家劫舍，因為這會直接損害到個人，而當時鐵路上的貨車，所運的都是國營企業的大宗物資，挖一點小零碎下來供自己聊以度日，她不覺得有太大罪過。這是在沒有法制的年代，一個女孩子憑自己的良知傻想出來的一條是非界限。
與現在的車匪路霸相比，她在貨車上偷盜的數量確實很小。開始是偷了兩紙箱塑膠拖鞋，第二天她自己在路邊一雙雙叫賣，按當時的物價，每雙也就是幾角錢吧。比較大的一次，是從貨車上偷下了一大盒上海牌手錶，這在當時可不算個小數字了。
也許在那個時代，飛車偷盜的人幾乎沒有，因此她才出手幾天就成了警方的追緝物件。這一追緝，她的驚世駭俗的武藝就表現出來了。
警察們看見，在飛馳的列車上，她縱身上上下下，輕鬆得像在跳舞一般，還故意展現出幾個身姿，完全是一種享受。有一次她稍沒留神被一群警察包圍住，束手就擒，但哪裡想得到，就在很多男女刑警的嚴密看押下，她居然嫣然一笑，躍身躥出屋頂蓋板，立即不見了蹤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