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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恕我直言，他們這是面對一個兇惡的綁匪，力圖劃一條明確的界限，才被激發起來的。在平日，他們大多也會把技術性的文化細節和整體性的文化定位混為一談。
這便是這篇文章的話題。我至今說不明白為什麼技術性的文化細節會在中國文化中取得如此優越的地位，併成為一個“文化敏感帶”。大概是歷代統治者故意要用這種方法把一個個文化人都變成呆子和傻子吧，因為只有把大腦消耗在瘋狂的記憶過程和重複的匠藝操作中，才會從根本上消除思考功能和創造功能。但是，又找不到統治者們實施這一陰謀的可靠證據。
照理，這一切早就應該過去了。不要說現今已經到了電腦時代，即便再早幾十年，出版事業已經暢達，工具書隨手可得，中國文化人早就該轉換自己的敏感系統，去想一點真正有意思的大問題了。然而遺憾的是，情況並不是這樣。
我想借用一些例項來說明這個問題。
第一個例項程度最輕，基本上屬於正常範疇，但也已經讓人有點消受不住。有一年，我們聘請幾個退休教授，對目前正在開課的青年教師進行聽課評分。沒想到幾輪下來，評分結果和我們平日瞭解的情況正恰相反，於是便急急調查。透過調查終於明白，原來有兩位退休教授把青年教師講課時對某些詞語讀音的標準與否，當作了評分的主要標準。評分表後面加了一份長長的附錄，全是一個個發音的正誤對比。然而問題是，發音很標準的幾位青年教師，講課質量之差，幾乎已到了要被勒令停講的邊緣，這次卻得了高分；相反，幾位公認的優秀青年教師，由於普通話不太標準，評分極慘。
“身為教師，發音的標準至關重要！”這是退休教授的意見，好像並不錯，但事實上已造成了一種根本性的顛倒。
這是一件小事，但這種以技術性細節顛倒整體的事例，在文化界比比皆是。一個作家，如果表述了一種違揹人類良知的文化觀念，大家可以漠然以對，而如果用錯了一個典故，則立即千夫共指。在很多人心目中，前者並不可恥，可恥的是後者，因此只對後者敏感。
第二個例項特殊一點，就發生在前幾年。一個戲曲作者，認為導演把他的劇本改壞了，要在報刊上予以揭露，構成了一個事件。揭露了什麼呢？試舉一例：戲曲作者原來寫的一句唱詞中有“牛女迢迢”這幾個字，導演覺得用“牛女”來簡稱牛郎、織女，不僅文理欠暢，而且當代觀眾聽不懂，於是隨手改成了“天河迢迢”。戲曲作者因此勃然大怒，他認為這樣改破壞了原句的平仄，撰文道：
我坐在劇場裡聽到這個不合平仄的句子，立即感到全體觀眾的嘲諷目光全都對準了我，一時真如芒刺在背，萬箭穿心，恨不得在座位底下挖個洞，一頭鑽下去。
我在一本雜誌上讀到這樣的話忍不住笑了，心想好端端的中國文人為什麼一遇到技術性的細節問題就會變得如此誇張和作態？好像在這些瑣屑不堪的問題上埋藏著一個文人的全部羞辱和光榮，因此非如此高聲表白不可。平仄問題，即使在詩詞寫作中也有很大的自由度，古今任何一個大詩人都會因佳句而破平仄。更何況，現在戲曲劇場連最起碼的觀眾數字都維持不了，怎麼會有觀眾因一兩個字的平仄問題而怒視作者？而這個作者，又何以知名到這個地步，居然能使全場觀眾僅僅從後腦勺就認出他來？但是，這種荒誕之極的想象居然可以當作真事公開發表，文化界不少人居然也把它當作一個什麼事件鬨鬧起來。由此可知，中國文化的這一部位已經敏感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背離了常情常理，失去了最基本的邏輯控制。
第三個例項比較有名，卻與以上情景一脈相承。有一位我不認識的北京作家在一篇文章中說，自己在睡夢中吟得一首詩，然而很快有人指出，這首詩是古人吟過的，於是一時成為文壇笑話，嬉笑怒罵，播揚廣遠。
我想為這位作家辯護幾句。這位作家顯然不想故意剽竊，因為再愚笨的人也不可能在眾目睽睽之下去剽竊一首隨手可以查到的古詩。他的差錯出在記憶的模糊上：詩句入夢，但這首詩是書中讀來的還是自己吟出來的，有點鬧不清了。這種情況在創造性族群的記憶機制中經常發生，不足為奇，何況這位作家並不以古典詩詞為研究專業。他寫混了，別人幽默地指正一下即可，順便調侃幾句也無妨，無論如何是小事一樁。誰料想，在很多人眼中，這件事其大無比，其臭無比，簡直可以抵消這位作家以前的全部創造。這過分了。
對此我可以提供一個參照例證。一位劇作家，從小熟讀中外名劇，能成段成段地背誦，長大後又每天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