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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懇求，一直懇求得那些廠長突然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老師而感動起來，才遲遲疑疑地同意我們去勞動幾個月。畢竟不行，工廠很快下了逐客令，老師只能再去找另一家。就這麼一家家工廠輪著轉，初中三年，幾乎把學校周圍所有的工廠都勞動遍了。勞動之外也上課，老師們知道時間無多，總是像搶奪珍寶一樣把那一點點上課時間搶在手裡，精琢細磨。那些老師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在我的記憶中一個個風度非凡，課講得好極了。就在勞動的夾縫中，僅僅三年，我們的作文寫作能力已達到流暢無礙、幾乎不犯語法錯誤的地步。數學更好，在路上走著走著，一蹲下身來就可與同學一起在地上用小石子畫出一道道著名的幾何學難題，吵吵嚷嚷地證明起來。
讀高中我換了一所離家更近的學校。這所學校原來是女子中學，剛招男學生，校長是一位女老師，聽說是一位著名右派的太太，英國劍橋出身。我們進校不久她已不能做校長，卻仍然每天忙忙碌碌。我們只在一旁偷看，想找到這位老師在步態舉止上的反動影子。正面相遇時，我們叫一聲“老師好”，她立即回禮，眼睛直直地看著我們，比其他老師回禮時看我們的時間要長。我們的目光立即躲開，心想這大概就是別有用心的眼神。
接替的校長也是一位女士，一身上布衣衫，抗日戰爭時在上海郊區參加過游擊隊，給我們作報告時全是很難聽懂的農村口音，但她很少作報告，要作也就是幾句，說自己沒文化，要我們好好讀書。她走在校園裡，臉上沒有表情，顯得拘謹和膽小，但一見到學生向她鞠躬，便立即滿臉笑容。這位校長的好處是從來不干涉課堂內容，而老師們則趁機離開正式課文加入大量“課外輔導教材”。正式課文裡，語文以報紙社論為主，英文以政治口號為主，而透過“課外輔導教材”，我們悄悄地學過了全本《論語》，背誦了屈原的《離騷》，甚至把那本當時不知怎麼進來的Essential English一至四冊學完了。英語老師孫珏先生以異樣的熱情堅守倫敦音，每次都要嘲笑美國口音。但正是在他的嘲笑中，我們也大體知道了美國口音是怎麼回事。
今年母校校慶，我就是帶著這些斷斷續續的回憶重新踏進離開三十多年的校門的。沒有想到，正是這些回憶中的事情，在“文革”中給老師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老師們所受的汙辱，我即便是用文字複述一遍都覺得不舒服，可以笑談的只有一件：我們的數學老師曹惠生先生以不關心政治而著稱，在我們讀書那會兒他已經非常講究衣著和髮型，連拿粉筆的手勢都像音樂家拿指揮棒一樣漂亮，惹得當時剛剛懂點事的女同學們老是紅著臉傻傻地看著他發怔。“文革”一來，他就沒有一點是處了，一連批了幾年，最後終於又要他上講臺，他決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把數學課教下去。於是在第一堂函式課裡他把當時最流行的概念引了進來：“我們上海有一小撮階級敵人，江蘇也有一小撮，浙江也有一小撮，安徽也有一小撮，加在一起，是為四小撮階級敵人……”他以為這樣講課總算是關心政治的了，沒想到一下課就遭批判：“上級從來只說是一小撮階級敵人，你卻鬧出了四小撮，分明在為階級敵人張目！”
這次我一進校門口就遇到了曹老師，才問候兩句便想證實上面這個傳聞的真實性，曹老師正色道：“傳錯了。我當時不是說四小撮而是說五小撮，特別加了一個山東，因為前來聽課的工人宣傳隊師傅是山東人，我怕他受冷落，臨時加的。沒想到他批我批得最兇。”
曹老師已經成了一個老人，但我居然一眼就能認出來，我想根本原因是當年天天盯著看，學生們的眼睛和心靈都還非常純淨，清清楚楚地打上了烙印，再漫漶也不會失去底本。當然這是對主課老師而言的，而許多非主課老師卻實在有點認不得了。這些非主課老師大多也早已退休，今天特地趕來，靜靜地站在路旁，站在樓梯拐角處，企盼往日的學生能認出他們。我的目光與他們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們的企盼，便快步趕上去，一邊呼喊著“老師”，一邊試圖以最快的速度回憶起他們的姓氏。如電擊火濺，有時居然真的在半秒鐘裡回憶起來，大聲撥出，於是立即就能感到老人溫熱的手在自己的手掌心裡微微顫動。但是，更多的時候是讓老人失望。這時我想，做一個學生，什麼錯誤都能犯，卻萬不能在畢業多年後面對一位年邁的老師時叫不出他的姓氏。
有一位老教師在操場角上注視我好一會兒了，趕緊迎上去，“李……”我正想親熱地叫他一聲“李老師”，卻又立即收口，因為猛然想起那不是他的姓氏而是他的綽號：李卜克內西。學生們都會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