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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我一人有闢謠資格，但如果發表文章，最多隻是爭得人們的將信將疑。打官司，一個官司一拖幾年，那麼多謠言，夠打大半輩子的了。
我很快決定完全不理，後來乾脆不讀一切報刊，不聽報警電話，圖一個耳根清靜，但腦子裡一直有一種有關謠言的思辨揮之不去，逼迫我對它作出研究。形貌卑瑣的它，究竟有什麼法道，弄得我們焦灼不安、毫無辦法？
於是，我開始了對謠言的研究。
沒想到，越研究，越變得神定氣閒。
所謂研究，首先是一種凌空鳥瞰。這一鳥瞰不要緊，目光一下落到了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中國先秦諸子那裡，原來兩千多年前這些麻袍飄飄的智者已經在為謠言大費腦筋了。一代代下來，謠言研究漸次被納人人性論領域、心理學領域、歷史學領域，一旦納入，這些領域都因挖掘到了人人都能體驗的精神暗窖而頓顯豐盈。
研究的目光必須掃及世俗情緒之外的領域。世俗情緒總是憎惡謠言的，研究者說，且慢，先看看大範圍裡的謠言。即便把謠言貶縮為謊言，在謊言中再縮小到故意的說謊，也不全是邪惡的。
細想起來確實如此。藝術虛構也是一種故意的謊言，一位古代歐洲學者甚至說，戲劇就是把謊說圓了的藝術，觀眾樂於受騙。一位近代學者補充道，那是一種不具有現實傷害性的謊言，但也有人反駁，完全沒有現實傷害性何來社會批判力？
軍事上的謊言世所公認，“兵不厭詐”。
在其他職業中，例如醫生和教師有時也要對病人和學生說一些仁慈或美麗的謊言。
即便在政治上，柏拉圖說某些統治者為了使公民更關切城邦的命運，也會傳播一些杜撰的概念，無可厚非。至於民眾間的政治謠傳，國際上很多學者指出，至少有一部分，是對權威性的一種異議方式，是對不透明的一種透明欲求。有時，謠傳比公告更真實。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結果，終於有人得出了一個結論：說“我從不說謊言”本身就是一個大謊言。日本當代心理學家相場均先生甚至說，謠言在本質上是人類的一種遊戲，一種心理傳遞和話語傳遞的遊戲；如果人類社會中完全沒有謊言和謠言，世間將會因為病態的合理主義而毫無生趣。
不管是否同意這一論斷，“病態的合理主義”確實是我們這些文人的一大毛病。處處合理，何謂生活？沒有蕪淖，何謂大地？沒有謠言，何謂真實？
但是，明白了這些，並不是可以放縱謠言。只有瞭解了謠言的整體形態，我們才能劃定一個包圍圈步步進逼。包圍什麼？包圍那些禍及人性人道、危及人類尊嚴的謠言。
只有認清人類在精神領域的坑坑窪窪，我們才能細心地四處探測。探測什麼？探測那些足以讓善良的人們傷殘或遭滅頂之災的精神陷阱。
因此，真正的人文研究似乎不露喜怒之色，其最終結果仍與人間道義有關。連那位認為世間沒有謠言便毫無生趣的相場均先生最後也指出，謠言的主要結果是使許多人做了壞事，它久而久之會與犯罪結合在一起。我們無法消滅世間犯罪，卻總要發現犯罪、控制犯罪、審判犯罪、懲處犯罪。
那麼，下面所說的謠言，就是進入我們包圍圈的那一種了，不妨簡稱之為日常生活中的惡性謠。
造謠的人們
謠言的生命可分作造謠和傳謠兩段。我們先說造謠。
即使惡性謠言的製造，在最初也可分為惡意明顯和惡意不明顯兩種。這兩種造謠方式哪一種更讓人頭痛？乍一看是前者，實際上是後者。
前者當然是可恨的，由惡意產生惡果，而且又把惡意藏匿在造謠中，能不可恨嗎？但這種造謠畢竟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可尋，起點和終點比較明確，冤有頭債有主，要打官司也可找到被告。因此，這是一種可懲處的造謠，一種可能激起公憤的造謠。
相比之下，後者就麻煩得多了。由於惡意不明顯，起點就模糊；居然產生惡果，因果關係就混亂了。這中間也不排斥誤會的可能，但由誤會而發展成惡性謠言，一定包含著非誤會的因素。當惡果產生以後常能聽到一疊聲的解釋，“誤會，誤會，真是誤會”，這當然是遁詞，結果誰都遁掉了，細查起來確實也沒有一個人該負直接責任。於是我們看到：一群凡人，甚至一個好人，在不經意間釀就了惡，這種惡，人人都有可能參與，人人都有可能被害，既不知如何懲處，更不知如何防範，這樣的造謠機制，實在可怖。
因此，更值得探究的是這一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