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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這樣的雪球滾動也算是人類的一種遊戲，這種遊戲實在太殘酷了。
出路何在
寫到這裡，未免長嘆一聲。
我們都是活生生的普通人，人性使然，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說謊和傳謠，而且一生又必然受到無數謠言的傷害，對此我們難道只能徒嘆奈何了？
幾乎所有的聰明人都會告訴我們一個法則：“何以息謗？曰無辯。”面對氣勢洶洶的謠言，不爭辯，不理會，時間一長，它也就息止了。
這個法則確實靈驗，因為一般的謠言具有時效性，如果你並未重要到橫貫歷史，那麼人們對與你有關的謠言的興趣也遲早會消退。如去爭辯，反而會調動起謠言的反攻機制，拖延它的消退期限。而且你是一個人，謠言的傳播者則是一大幫，真的爭辯起來勝負難卜。只有當事情過去之後，你就有可能用別的多種方式闢謠了，人心軟弱，大家也會像當初輕易相信謠言一樣輕易地放棄他們的相信。
但是，這一切只是在說個人。如果每個人都是以沉默的方式自保，謠言的雪球還會四處亂滾，謠傳的群鴉還會遮天蓋日。生活在這樣的天地中居然悠然不語，豈能心安理得？
由此，我們必須領受比沉默法則更高的法則。
我試過。對於針對自己的謠言，我們缺少辯駁的說服力，但對於針對別人的謠言，這種說服力並沒有喪失。所謂別人，既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不熟識的人。朋友受誣而不挺身而出，自然是天理不容；如果是並非朋友的他人受誣，你有反證的能力而袖手旁觀，那就為混亂的世界加添了混亂，如上文所說，你也成了造謠的參與者；即便是針對敵人的謠言，也不應該隨意放行，更不要以謠言來報復謠言。我曾目睹過一起冤案的控訴現場，一個受害者在聲淚俱下的敘述中不小心加入了不確實的成分，另一個更大的受害者當即反對，說：“我們已知道謊言的罪惡，再也不要向它求援！”
乍一看，說幾句真話還要什麼勇氣呢，照實說就是了。其實事情遠非如此。人性的弱點、歷史的沉澱、社會的定勢、功利的需求，常常使謊言和謠言雖然名聲不佳卻有條條暗絲護佑，僅僅一句真話出口就會爆斷很多暗絲，擾亂不少人固有的生態。正是這種艱難，才有安徒生《皇帝的新衣》的千古魁力，才有魯迅精神的永久性光輝。巴金老人重新倡導講真話，有人提出異議，說真話不等於真理。當然不等於，但真話的對立面是謊話而不是真理，你不能在真與假的唯一性選擇面前“王顧左右而言它”，何況在真假尚未辨清的時候哪裡談得上真理？近幾十年來，我們喊過多少真理，又講過多少假話！我看，還是應該先像那個小孩一樣告訴皇帝沒有穿衣服，然後再與他慢慢討論諸如服裝美學的“真理”不遲。其實前者更需要勇氣，因為這會讓皇帝出醜，所以敢於道破的只有小孩一人而已。
我們未必有小孩這樣的勇敢，但也不妨在謠言的雪球下滑時做一枚石子，阻擋一下它的滾勢；或者在謠言的群鴉亂飛時做一個稻草人，騷擾一下它們的陣容。為的是，保住一片不大的雪地和藍天。
至於更大的天地，似乎也可以有點信心。說來好笑，我的這個信心最早產生於董樂山先生好幾年前發表於《讀書》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講了一個著名造謠者的故事。這個造謠者就是美國專欄作家瓦爾特？溫契爾，在整整幾十年間，他既在報紙寫文章，又在電臺做廣播，成天揭發名人隱私，散佈流言蜚語，而他的讀者和聽眾居然多達五千萬，即三分之二美國成年人。這真可以算得上整個人類歷史上也罕見的一位造謠大師了。一派胡言亂語一旦藉助傳媒竟然會引起三分之二成年人的興趣，這實在讓人悲觀。聯想到我們今天的惡性謠言也大多是與傳媒聯絡在一起的，文明程度不高的國民對白紙黑字更有一種原始的崇拜，後果自然更為嚴重。
但是，奇蹟出現了。五千萬人聽著他，卻未必相信他；相信的，也未必喜歡他。一九七五年他去世，全美國來給他送葬的只有一個人。我不忍心對一位死者幸災樂禍，但畢竟對謠言的問題產生了某種樂觀。
居然，送葬的只有一個人！
這位造謠大師的沒落晚景，固然與他自己無法預料的臭名昭著有關，但也有一個技術原因：電視的普及。電視需要有新的專欄主持人，更重要的是，電視節目的主要魅力在於紀實性直觀，要透過電視鏡頭造謠，總比用筆和嘴困難得多。新的傳媒方式培養了廣大觀眾的實證意識，人們再也不習慣放棄鏡頭影象而聽哪個人信口雌黃了。
當然，人類不可能就此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