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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當做真理，把美國對蘇東的宣傳都當成了事實。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民主”攻勢不斷深入人心，為1989年後的蘇東劇變創造了有利條件。
###等電臺也長期對中國進行宣傳戰，除了製造一些所謂中國人聽不到的訊息外，他們還炮製了許多中國領導人之間矛盾和鬥爭的謠言，對中國的西藏曆史大肆歪曲……每當中國出現政治運動和政治###時，總是美國的對華廣播電臺最活躍的時期。在真真假假的訊息報道當中，美國政府辦的這些廣播電臺就把他們要宣傳的意識形態灌輸進來。美國人當初很忌諱自己的政府控制宣傳機器來影響輿論的做法，因此國會1948年透過的《史密斯—蒙特法》就規定，只允許###電臺向外國（而不是本國）的聽眾播出親美國政府的新聞。其實，美國人似乎很虛偽，他們自己的聽眾不信的東西可以向外國人灌輸，只要最終結果對美國有利就行。否則，國會怎麼會透過一項法案，只把某種訊息給外國人聽，而不讓本國人聽呢？
美國政府不僅控制、操縱著美國對外的新聞媒介，對美國國內的新聞報道也有嚴格限制。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還發展起了一整套控制新聞報道的措施。
20世紀70年代，美國雖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卻沒有打贏越南戰爭。美國政治家總結經驗後，認為是新聞報道起的負面作用太大，影響了美國公眾計程車氣。此後，美國政治家們與軍事專家們都達成了一種默契：當美國對外展開軍事行動時，要限制新聞報道的時間，戰鬥要快，讓新聞報道一下子完成，不要陷在裡邊拔不出來。對戰鬥造成的意外損害，要簡單地描述，不讓新聞界知道太多細節。
美國人總結的經驗讓英國人學了去。當1982年英國與阿根廷為馬爾維納斯島打仗時，英國政府便對新聞媒介採取了控制措施：限制一小部分記者到戰地採訪，文章刊登前先交政府審查，禁止外國記者到戰鬥現場採訪，等等。沒想到，英國的做法卻得到了“東施效顰”的效果。戰鬥打響後，英國民眾急於想了解事態發展，這大大激發了英國記者的創造力，他們想盡辦法打聽訊息，焦急之中把英軍的部隊調動情況都報道了出去，結果阿根廷軍隊掌握了情況後在戰場上佔了便宜，使英軍付出了重大傷亡。
美國人吸取了英國的教訓，決定在外部武裝衝突時，要儘量使媒體報道“不在場的現場”，只讓記者拍攝一些衝突地區的草圖，用筆粗線條地勾畫出一些衝突各方的形勢，以滿足觀眾的好奇心。正是以這種方法，當美軍1983年干預格瑞那達和1989年干預巴拿馬時，電視根本沒有報道現場的情況。後來，經過了海灣戰爭與科索沃戰爭，美國政府和軍界又把這些控制新聞報道的技術加以改善，變成戰爭前大肆渲染、戰爭打起後少報道戰場畫面。
美國軍方與新聞界還達成了一種合同式的關係，立了些新聞報道的“規則”。這些規則雖說是君子協定，但在美國這個注重習慣法的社會里有著相當大的法律約束性。1984年1月10日，國會透過了《新聞報道軍事活動的原則宣告》，指出美國的軍事活動應該有新聞報道隨同，但新聞報道必須事先做好計劃，所有的參與方都應被報道。1984年2月，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手下負責與媒體聯絡的小組透過了一個檔案，提出了三點建議：當由於軍事秘密而必須限制報道自由時，要為一些特殊限定的新聞小組提供新聞訊息；如果參與報道的記者遵守地面部隊準則與安全條例，就保證他們獲得軍事行動的訊息；這些規矩要根據每次軍事活動進行調整，違反規矩的記者將被排除在外。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時，美國政府下發了兩個檔案，分別稱為《沙漠盾牌地面準則》和《新聞媒體指南》。這兩份檔案規定美軍指揮官必須把新聞報道當做任務之一。
有這些檔案做法律依據，美國政府與軍方就能在對海外進行干預時控制美國的新聞報道，從而影響輿論。
在美軍發動伊拉克戰爭後，布什政府更加發揮了控制媒體的技術，使美國新聞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壓抑。《紐約時報》的專欄評論家克魯格曼把這種壓抑分為三種：（1） 在“9？11”恐怖襲擊後，大部分新聞界人士都認為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應該適當地壓抑對美國最高首長的批評。（2） 許多持自由派觀點的記者們也對布什政府非常寬容，這是因為許多人都有“偷懶”的習慣，從政府那兒拿來資訊就用，不加分析，也怕自己對政府資訊抱懷疑態度而被扣上“非理性地恨布什”的帽子。（3） 右翼勢力對敢於出軌的新聞記者的威懾。“9？11”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