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時空-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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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華爾街的壓力，不得不屈從，日本財政部長三冢博表示，“國際貨幣基金會一貫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發揮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核心作用。亞洲國家建議組織的這個基金，將作為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一個輔助機構”。由東京設計的新概念將是一個沒有資金的基金（a　fund　with　out　funds）。根據東京的新概念，那將是一個營救性機構，能以很快的速度，有計劃預先調動資金，援助那些受到國際投機者狙擊的貨幣。當設立亞洲基金的建議在香港舉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年會上提出時，馬上引起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警惕，他們擔心這將破壞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工作。

最後，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只得表示，“我們不至於自大到認為我們有能力充當復甦亞太區（經濟）的火車頭”；他說，儘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創的亞洲國家方面有所貢獻，並將繼續這麼做，但把亞洲拉出經濟泥沼並非它該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在談到亞洲基金時認為，若為取代國際貨幣基金的作用，成立亞洲基金將有“道德風險”。

亞洲國家建立自己的基金以便在危難之中相互扶持原本是件天經地義的事，卻極端不合情理地遭到倫敦…華爾街軸心的堅決反對，而日本作為區域內最大的經濟體，卻完全受制於人，缺乏領導亞洲經濟走出困境的起碼魄力和膽識，不能不令處境絕望的東南亞國家心寒。最令人困惑的是新加坡的觀點，讓自己和自己的鄰居擁有在慘遭劫掠的情況下相互幫助的起碼權力，何以能產生“道德風險”？如此“有風險的道德”又是誰家的“道德”？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是把危機的實質看得比較透徹的亞洲領導人，馬哈蒂爾說：“我們並不知道他們的錢是從哪裡來，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在進行交易，更不知道他們的背後還有誰？我們不知道他們在賺取金錢後是否有付稅務？同時，這些稅務又付給誰？我們同樣不知道是誰在他們的背後？”他認為，在目前的貨幣交易制度下，沒有人知道這些錢是否來自正當管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錢，“因為沒有人可以過問，也無從查起”。只要這些人向任何一個國家發動攻勢，那麼不計其數的金錢就會湧向那個國家或進行拋售活動，任何人都抵擋不了。不論是貨品市場，期貨或證券交易，都是必須在正當的體制下進行，“因此，我們必須管制貨幣交易，使之透明化”。馬哈蒂爾隨即遭到西方輿論界的全面圍剿。馬哈蒂爾尖刻的問題也許不太適合在外交場合發表，但他的的確確地問出了所有亞洲人心裡的疑團。

另一個美國冷戰時期的堅定夥伴韓國被金融風暴掃到之後，向美國伸出求援之手，不曾想美國的拒絕來的如此之快和如此的堅決。在國際銀行家看來，與韓國的親密關係已經成為冷戰遺留的殘骸。美國政府對於此事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以國務卿奧布賴特和國家安全顧問的意見是應該伸手拉小兄弟一把，代表華爾街的財政部則堅決反對，甚至指斥奧布賴特不懂經濟學。最後，克林頓服從了財政部的看法。

在財政部長魯賓看來，這個危機正是踹開韓國經濟大門的絕佳時機，他嚴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韓國施加比傳統的苛刻條件更加嚴厲的措施來對待這個乞援的昔日盟友。IMF　在美國財政部的壓力之下，對“援助”韓國的條件層層加碼，包括韓國必須立刻以對美國有利的條件解決與美國之間的所有貿易糾紛，韓國人憤怒地指責，IMF　總在為美國提出種種不合理的條件。

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韓國陷入金融危機源於美國財政部當初竭盡全力地逼迫韓國進行全面和快速的金融資本市場開放。作為克林頓首席經濟顧問的斯蒂格利茨堅決反對這種魯莽行為，他認為這種開放無助於美國的安全利益，而有利於華爾街的銀行家。

韓國政府被迫接受了美國的諸多苛刻條件，允許美國建立銀行分支機構，外國公司可以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從26％上升到50％，外國個人可擁有公司的股份從7％上升到50％，韓國企業必須使用國際會計原則，金融機構必須接受國際會計事務所的審計，韓國中央銀行必須獨立運作，完全資本項下的貨幣自由兌換，進口許可證程式透明化，公司結構監督，勞工市場改革等。美國銀行家對韓國企業早已垂涎三尺，只待韓國簽署協議，就準備蜂擁而入將獵物撕得粉碎。

但是，國際銀行家小看了韓國人的強烈的民族意識，有這種意識支撐的國家很難被外來勢力所統治。陷於孤立無援境地的韓國人紛紛向國家捐獻自己的黃金和白銀，在耗盡全部外匯儲備的情況下，黃金和白銀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