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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拿手好戲。
即使到了民治時代，其行政方法在選舉技術上仍不會失傳。只不過，到那時，寡頭政客的作用就有了莫大的侷限性，挾天子以令諸侯那一套完全不再適用。
相對軍人嵌入地方政治，張發奎的一段議論振聾發聵。政學系的大員們看了，會不會羞愧難當？也許他們無動於衷。政學系幹員多兼有軍、政兩方面的身份，宛如蝙蝠，難以分辨。《傳記文學》整理出部分《張發奎口述自傳》，其中談到，當軍隊佔領一個地方之後：“復興重建工作應該交給政治家去做，但是有些軍人自私自利野心勃勃，他們兼任省主席，那就是軍人怎樣會變得有錢有勢。雖然我是粗魯的軍人，我知道在如此環境下潛藏的危機，我強烈反對任命軍人任省主席的傾向。試問哪一個省是由軍人治理好的？政治智慧絕非輕易得到的。我想不出有任何一位軍人任省主席政績良好。有人說福建省主席陳儀，然而我不同意這一說法——許多善事是我在福建做的。我感覺軍人十之*是*者，倘若我當了省主席，也許我也會變成*者。但我從來不想被任命為省主席，我始終認為軍人從政是錯誤的。統率一萬多人的一個軍已經夠困難了。一個最小的縣也居住至少8000人，而大的縣份往往超過100萬人。如果管理一個軍夠傷腦筋了，一名軍人怎能去管理一個縣？命令釋出下去，絕不能保證它得到執行，很難指望老百姓會執行某人的命令，因為他們絕不是像士兵那樣組織嚴密。”
行政專才張群
政學系一些幕僚急於表現，因而歪曲現實、曲解情報，以一己之念遮蔽真實情狀，甚至不惜“請鬼抓藥方”，展開有利於自己的攻擊。
張群尚無此種荒唐的作為。
他是穩重的，體諒的，老於行政經驗的。他的謀略之啟發，也較多得力於他對人情世故的觀察研磨。同為政學系，如說楊永泰是老狐狸，工具、手段或策略皆不問好歹，而張群就較為委婉，穩當的處理之中又不乏遊刃有餘的轉圜。
出謀劃策，均針對蔣介石的願望和需要。
抗戰軍興，劉湘出川，張群則代之為省主席。
1941年，他曾在省政府的一次行政會議上，見華陽縣徵收局長郭某以巨長煙杆吸食葉子菸，即在臺上嚴厲呵斥。郭某尚不知說他，也東張西望尋找被責者。張群見之更為惱怒，嚴為叱責。 。 想看書來
機會主義者的機會（14）
其實，直到今天，川滇一帶鄉鎮會議，仍有如是吸食葉子菸者。在雲南鄉鎮，此物更是人們的基本生活用具。張群長期在外地和外國生活，他的要求自有他的道理。但對方生活習慣就是如此，如在會議規則難以暢行的時空，似也無苛責之必要。
但在這裡我們看見一種生活心理投射。這一細節，可見他在大處頗受掣肘，儘量小心翼翼，而在另外的時空區間，就會在小處不經意發洩表露之。
張群，他早期就和陳英士、黃郛、蔣介石發生交誼，爾後又隸屬於政學系系列。他於1908年入日本，為士官候補生，同期還有蔣介石、楊傑、王柏齡等。
辛亥革命的時候，他和老蔣等人，向各省的同盟會東京支部領取旅費，回國參與革命。陳英士為滬軍都督，黃郛為其參謀長，張群則為都督府參謀。隨後，張群在黃郛任師長的第二十三師任團參謀，團長即為蔣介石。這年底，黃郛、蔣介石、張群，效桃園三結義，結為金蘭之好。
陳英士（其美）為孫先生的得力助手，乃是光復上海的靈魂人物。
黃郛稍早三年入日本也是士官生，在日曾經和李烈鈞等人成立丈夫團。
孫先生成立中華革命黨，黃郛悲觀而不願反袁，遂離開日本往新加坡。1919年回國，這就和北洋政府拉上關係，先是在張紹增內閣為外交總長，後在高凌尉內閣為教育總長。
所以黃郛的經歷也是相當一批人在那個時代的經歷。先是到日本求學，然後在那裡加入同盟會，然後從事各種輿論、行動上的革命，然後又跌入人生低潮、發生轉向，北伐後又回到國民革命的陣營。
北伐底定時，黃郛就做了上海特別市市長，旋接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
二次革命討袁之役，李烈鈞首先在江西湖口宣佈獨立，然後是上海陳英士成立上海討袁軍，自任總司令，通電討袁。蔣介石和張群這時就參與陳英士戎幕，擬定戰略。
這是蔣介石的最早的實戰的參謀作業，張群亦然。
蔣介石擬定戰策，進攻上海製造局，控制其槍彈的總後勤補給，為陳英士採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