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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與蔣介石的接近，更多的是時勢使然的私人關係，黃郛是從北洋政府摸爬滾打出來，張群則是同學。在南昌行營時代，地位升到極頂。張群在這時被任命為南昌總司令部的總參議。陳布雷亦於此時入幕。這是一個檔次很高的幕僚班底。
黃郛、張群二人，都是政學系重要人物，
黃郛二次革命倒袁之役，進攻上海，任陳其美的參謀長。李宗仁第一次和他見面，“但見其風度翩翩，能說會道，一望而知為一十分乾練的官僚”。
當時武漢的報紙對他攻擊不遺餘力，罵他是政學系北洋舊官僚，軍閥的走狗，他早年和蔣介石換帖，是拜把子兄弟。蔣介石在紀念週上大發雷霆，說黃郛是他私人的好朋友，難道我們革命，連朋友都不要了嗎？（《李宗仁*》第三十二章）
張發奎對於張群出任行憲後第一任行政院長的看法，“政學系是一群渴望做官的人，那是一群沒有政策的官僚”，譬如熊式輝愛擺官僚架子。
政學系影響近現代中國政局不可謂不大。北洋系垮臺後，梁啟超的研究系，梁士詒的交通系，王揖唐的安福系等等，皆偃旗息鼓，退出政壇，唯有政學系則門庭重新整理，人才於行政方面頗為出色。
中山先生在二次革命失敗後，鑑於過去組織鬆懈，紀律廢弛之失，在東京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黃興因意見保留而赴美，居費城，仍從事反袁運動。先後追隨之者，如鈕永建、李烈鈞、李書城、陳炯明、柏文蔚、方聲濤等隱然唯克強先生的馬首是瞻。這部分在美的同志，乃創設歐事研究會，作為交換意見的中心機構，民國四年即1915年又改名政學會。次年，袁世凱暴卒，旅居美國的黨人相繼歸國，黃氏本人不久亦回到了上海，政學會即無形解散了。
黎元洪繼任總統後，原在美國參加過政學會的議員，即提出政學會這塊舊招牌，來與其他政團抗衡，其中骨幹如廣東楊永泰、湖南鍾才宏、直隸谷鍾秀、江西湯漪、雲南張耀曾、四川李為綸、湖北韓玉宸等，頗為活躍，但與黃克強先生已毫無關係。
1931年胡漢民通電指摘南京當局，電文中特別提起政學系雲：“政學會員昔雖曾隸黨籍，自袁氏竊國，即已叛離。楊永泰、章士釗、湯漪之流，或依附軍閥，或假借文字，以反對吾黨及詆譭總理者，無所不用其極。民國七年總理南下護法，楊永泰勾結桂系，竊取政權，排斥總理以去；十年粵軍援桂，楊永泰受北洋軍閥偽命，親赴雷州就安撫使偽職，抗拒義師，為桂逆張目……”這樣的斥罵並不影響他們的縱橫捭闔，自1929年楊永泰得到黃郛、張群的引掖，受任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楊氏多次拼命表現，對政治軍事問題，頗多建議，每被嘉納，加以李根源、章士釗住居蘇州上海兩地，常為楊氏制策，相得益彰。政學系落寞不久，又趨於捲土重來的境況了。
雷嘯岑先生說，政學系既沒有組織的形式，完全是以人事關係為生存發展的基礎，他們殆如蜘蛛結網，隨處蔓延，不露痕跡。端賴領導得人，肆應有方，無形之中構成一種潛力，稱雄政壇，以爭取個人的功名富貴而已。從1917年以至1949年的數十年間，政學系在北洋軍閥政府與國民革命政府之下，皆能夠在政治上發揮作用。時勢造英雄與英雄造時勢，兼而有之，主要是人才關係。因為他們注意吸收一般沒有既成的政治派系背景的人物，而這類人在政治社會佔著多數，即不乏才智之士，盡入彀中，此政學系之所以成為不倒翁也（雷嘯岑《政學系與現代中國政局》）。 。。
機會主義者的機會（13）
CC派人物對政學系的反擊。*人物如鄒魯、張繼、謝持等人出面或講話，宣傳當年政學系反對孫中山的罪行，要求將政學系人物從國民黨中趕走，從蔣介石身邊趕走。奔走於國民黨*之間，請他們出面，向蔣求情，將國民黨湖北、江西等四黨部交回中央黨部即二陳手中。其後蔣先生對楊永泰有些疏遠。二陳又把矛頭指向政學系中另一巨頭人物張群。
他們所展現的團結，決非道德意義的團結，而是一切以利祿為考量的實用主義的團結。他們出於避害趨利的本能，在知道大勢已去之後，選擇了一種最能夠保護自己既得利益的方式，採取了延長自己政治生命的措施。也正因此，他們在所謂團結的幌子下，不僅會從此掩蓋己方同僚一切的瑕疵，還會全力以赴地為他披掛上陣。顯然，精於政治算計的政學系要員，要比其他派別更重技術，更懂得“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道理。
在選票不成其為資源的舊政治時代，叱吒風雲，縱橫捭闔，翻雲覆雨，就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