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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一出於他的心胸，一出於當時的形勢。他顧念大局，以統一為要素，以道德為準繩，其心直可剖示天下。在他的心中，決無戀棧和弄權的半點私心。這與不學無術、自我膨脹、故弄玄虛的專制戀棧狂相比，是何等的高尚！
至於有人說，孫先生手中無軍隊，即無實力，不得不讓位於袁世凱，則大謬。其一，如革命家、文論鉅子雷昭性所說，倘若果有權力私心，難道不可以挾南方兵力相抗衡嗎？即使不能直搗黃龍，難道割據天塹劃江而治不可乎？然而這樣就不免人民流血，荼毒生靈。又其一，孫先生讓位以後，同盟會的年輕幹部，有捶胸頓足者，有呼天搶地者，至有失落髮瘋者，即令在這樣的情勢下，他們對孫先生的舉措仍表示理解——是一種痛苦的理解。倘非如此，他們就會重拾利器，奮起狙擊袁世凱，只要孫先生點一點頭，稍做示意，這樣的志士會層出不窮，不惜流血五步，肝腦塗地，直至將其肉體消滅。因為孫先生為人以智慧和胸襟勝，從來不搞政治交易，具有強大的道德感召力。
可是袁世凱這樣低賤的心志，怎麼可能領會孫先生博大的胸懷度量以及長遠崇高的考慮呢？所以緊接著，袁世凱利用和局的形勢，大肆徇私舞弊，專制誤國，至復辟帝制，全國奮起聲討，觳觫暴斃，亦咎由自取也。先生的高蹈遠引、遜位讓權，竟被視為軟弱，後世歷史學家也有持此論者，這就讓人不可理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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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和獅子：北洋系的幕僚（1）
民初陸大培養的帶兵官和幕僚多不可數。陸軍大學設於北京西直門外，為陸軍之最高學府，從第四期起，陸大自保定遷來北京，正名為陸大，所訂課程為高階陸軍軍事教育，與日本當時相仿。名種課程有：基本戰術、應用戰術、戰略、軍制、戰史、國際公法、外交史、作戰計劃、兵要地理、傳達輸送、戰鬥輸送、動員計劃、秋操演習、海空軍事等。
學員多為帶職求學，官階有高至上校、中校者，畢業後並非可立即獲得適當位置，譬如賀國光於民國五年底畢業，六年初分發，返家鄉湖北，不見用，又返回北京，遇郭松齡，彼亦同樣不見用，在北京賦閒。因為當時軍中對陸大水平與學生程度，並不盡悉，將領並不特為陸大畢業生安插，凡軍校畢業者，皆一視同仁，上官雲相便是從弁目做起，唯後來晉升甚快而已。
賀國光在陸大同學百人，後在軍政界頗具影響者有徐永昌、林蔚、熊斌、姚琮、黃旭初、郭松齡等。
軍頭多驕橫意氣用事，合縱連橫，亂來一氣，造成有利自己之局面。為人自作聰明，左右飛揚跋扈，擁眾要挾，這樣的主官用不上什麼好幕僚。
1925年，柏文蔚在開封見胡景翼，覺其貌似天真，胸有計謀，對人尊而不親。其左右親近，多拔劍擊柱，驕悍無識之徒。柏氏斷定其將無所作為。
北洋軍閥派系支離龐雜，各個大小軍閥部隊編練體制各自為政，相互隸屬關係遊離多邊。主官似乎大有可為，料不到乖戾成性，又踢又咬，極不合群，平日頤指氣使，一意孤行，相處不洽，甚且反目成仇，終於搞得凶終隙末。
他們成天使槍弄炮，鎮日敏感到“你還沒動，我就要打”的悸動程度；對其自身的邪惡，卻實行多年的裝聾賣傻，不肯面對。
一個人所受的教育及所成長的生活環境之不同，足可左右其人的為善為惡，成敗休咎，可為殷鑑。
王克敏、湯爾和、梁鴻志……這些老官僚，乃是北洋以至前清的孑遺，到了日本大舉侵華時代，紛紛下水，原有的一點聲譽，全部葬送，這是糊塗一時呢，還是根本心術不正所造成呢？
有的幕僚像狐狸，智術運用極為迅速，可是結局多不美妙。狐狸為極狡猾之獸，可是持續至今的英國上流社會獵狐活動，以獵狐最為可怖。狐狸極為靈巧矯健，嗅覺異常靈敏，可是獵人以狼狗多頭縱之追奔，長途不捨，野狐狂竄不支，終為群狗撲噬，撕咬之下，頓成片塊。
不像軍人倒像學者 王士珍料事如神
晚清之際，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段祺瑞受其指揮，累遷至第四鎮統制。民國肇興，袁氏屬下，撐檯面的干城之選，有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三人，世稱王龍、段虎、馮狗。王氏高居榜首，乃因其運籌帷幄，袁氏輒以軍事諮詢之，不啻事實上之參謀總長；段祺瑞司理軍政，久任陸軍總長，稍後晉升國務總理；馮國璋善於機心變詐，且貪財好貨，袁氏對之不甚信任，乘其攻取漢陽正在春風得意之際，袁乃將馮召回，以段代之……足見袁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