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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其政治維新改革的巨大成功基礎上著眼。
戴季陶說，“經書為我國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學較之現在一般新說均為充實”，“希望全國人士從速研究以發揚光大吾國之固有文化”。青年的民族觀念薄弱，殊不知世界革命的努力當以自己民族的存在和發展為基礎。
1912年5月20日 戴季陶身陷文字獄。這一天，《民權報》上發表他的短文，題曰“殺”。文中說：“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此四人者*國民之公敵也。欲救*之亡，非殺此四人不可。殺四人而救全國之人……”可窺其文風之一斑。
不過很妙的是，他雖殺字不絕於筆，殺聲不絕於口，大體上活得自在優遊，至少不受致命威迫。他和何海鳴等主編《民權報》時，“系自由黨全體同人組成”，矛頭指向袁世凱所作所為。5月20日公共租界捕房控以“毀謗袁總統”罪名將戴拘捕。捕房以“鼓吹殺人”控告，迭經詢明，罰洋30元。
黃興最初的主張是以暗殺報復暗殺。黃興在後來給中山先生的信中說：“宋案發生以來，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先生由日歸來，極為反對。”現今學界有人以為這個對策不足取，認為黃興的動作系違法手段。這就可笑了，問題是什麼叫做違法手段，難道袁政府暗殺宋教仁乃是合法？合誰的法？
切齒腐心的殺聲之中，有的是表達一種態度；有的是真要動刀動槍動炸彈，像黃興他們的作為。而若戴季陶、雷鐵厓等的時評中，對於同盟會內部的喊殺聲中，一定是恨鐵不成鋼，有的是過分誇張的用語，像對章太炎，他們也喊殺，等老章有所感悟，他們又表歡迎了。
他對晚清專制病根的洞徹分析，針針插在專制的致命之處。同時向社會提出最嚴重的警告：專制的持續肆虐，不僅隨時摧毀社會的安全，最終也必將帶來國家和人民的滅頂之災。
他籲求制度性地、盡最大可能地保障個人自由，視人的自由為最高價值，這就絕非止痛片和原地踏步式的改變。他的言論不論多麼激烈，最終要表明，目的在達成自由和*，建立人人享受富裕正常生活的大社會而已。要推翻專制，不能僅以軍力、實業來衡量，更要以文化的建設，對人類福祉的關懷來充實國力。在貧弱國家，人力這種特殊資源，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訓練不足和欠缺文化的。作為一個*政治家，他必須對整個社會的病情和挽救方法，作出富有遠見的判斷。這是知識分子的道義和良心責任。
大木百尋滄海萬仞：時代巨人及其幕僚（13）
戴先生晚年滿腔孤憤，哀痛莫名，所謂“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 來自身心兩面的摧毀，擁衾枯坐，竟夜難眠，春寒暗侵，感觸萬端。杜甫詩：兩朝開濟老臣心。老臣如陳布雷、戴季陶之屬，因局勢日非而以身殉。
陳其美的經歷和心曲
孫中山逝世後移靈南下，有數十萬北京老百姓參加，側面表明民眾反對專制企求政改的迫切心情。
同是清代的人，清初的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陳子龍、張煌言不但在思想上反清，而且身體力行以求突破。到了清末的知識分子，劉師培、王國維等輩卻不是告密就是體貼皇上。
當時*都支援革命，如麗文之於方聲洞。在社會的中下層革命的意識也非常普及，唯獨一小部分知識分子從中搞怪。
清末民初是萬竅怒號、潮流翻滾的時代。陳其美把觸覺深深地紮在下層江湖中，他與發源於清初因抵抗清朝後轉入地下的幫會勢力相結納。譬如青洪幫的勢力成為他的敢死隊，還有一部分滬軍勢力後來成為他手下的主力。他不是一般的青幫頭子，他超越了幫會，將那些已蒙上了灰塵的勢力洗刷一新，總的說來，就是提攜幫會，恢復正道和大道。他運作秘密會社，真可謂滴水不漏，他頭腦清晰，胸懷大略，以恢弘的氣勢將長江三角連成一片，而他作為策劃者、指揮者，整體的戰略可謂周密、周全，首先是杭州的光復，然後是推進上海蘇州的光復，接著是常州、無錫先後光復，由此開啟江南重鎮南京的通道。光復南京後，陳其美髮布了文告，說是清朝統治二百多年，“淫戮我子婦，搜刮我財貨，竊取我政權，我祖我宗，含痛忍恥……以諮醜類者，故斯冀胡賊能為我保護此土也……”
當辛亥革命爆發後，孫中山從海外歸來，陳其美、黃興等親往十六鋪碼頭迎接，他並在報上發表專論，說是先生歸來，國基可定，新上海光復後一月，當以此日為最榮。當宋教仁主張內閣制的時候，陳其美全盤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