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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嚴復集》第一冊，53頁）他發揮議論道：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禍首……六經五子亦皆責有難辭。嬴、李以小人而凌轢蒼生，六經五子以君子而束縛天下，後世其用意雖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從己而無或敢為異同者則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偽；以其作偽，而是非淆、廉恥喪，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復振也。此其受病至深，決非一二補偏救弊之為，如講武、理財所能有濟。 。 想看書來
思想家是時代意義上的幕僚（7）
專制與民權的問題，他說：“吾未見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國可以自由也；其民之無權者，其國之可以有權也……民權者，不可毀也。必欲毀之，其權將橫用而為禍甚烈也。毀民權者，天下之至愚也。”這是他翻譯《原富》所作的一段按語。
潘恩的《常識》以為，君主專制意味著人民的墮落和失勢，“他們被當做權利來爭奪的世襲，則是對所有人的子孫的欺騙和侮辱。君主享有世襲權是荒謬的”。潘恩舉例說，英國威廉一世，生於諾曼底，在11世紀，他侵入大不列顛疆界：“一個法國的野雜種帶了一隊武裝的土匪登陸，違反當地人民的意志自立為國王。”（《常識》15頁，商務版譯本）這和嚴復的思想，正有吻合之處，誠所謂英雄所見略同。
嚴復的睿智，在於把握政治倫理的根源盛大之處，疏通古人智慧對今人的融匯啟迪，而非對立，他論莊子，“莊生在古，則言仁義，使至今日，則當言平等、自由、博愛、民權諸學說”（《嚴復集》648頁）。這是何等通透的卓識銳眼。國運的興衰和國民的素質密切相關，他論述開發民智的作用，在於思想上的打通，使後生英俊洞悉中西情形者日多一日，則中國的復甦也就多一份希望。
1905年，孫中山先生和嚴復相會於倫敦。嚴復說，中國民智卑陋，所以應從教育上著手，逐漸更新。
中山先生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
中山先生深切注意到時間，這個可怕的事實。人在世間，高遠地觀察，人的生命非常短暫。逐漸改良，其意不可謂不佳。但事實是專制者也往往一代勝於一代的暴虐，如此一來，改良沒有實行的空間，而生命一代代被譭棄摧折，逝者如斯，情何以堪。
所以，嚴復思想固然有遊移、逡巡，但在根本上，他是同情革命派的。
所以他還是認為，要圖存，就非變法不可，儘管民智愚陋，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國將可起步，追蹤西方。如果因循守舊，到二三十年後再談立憲，那將白白浪費幾十年的光陰（《嚴復集》155頁所引嚴復佚文）。
嚴復高出儕輩一籌之處，是進一步指出了這些制度的建立，離不開人的自由。西方社會生機強盛的真諦在“自由”。他所說的自由是一個全面的概念，是在倫理、經濟、政治、思想和學術等領域要求破除對人的束縛，全面實現現代公民的基本權利。
嚴復晚年思想確有反覆，但歸根結底，他早年的留學及其底子，在根本上，憲政與帝制孰優孰劣，毋庸詞費。
他連梁啟超、袁世凱都瞧不上，更不用說楊度之流了。嚴復多封致熊純如信中，談起梁啟超，說梁氏喜發偏宕之言，驚奇可喜之論，他認為梁氏出風頭之意味多。他引雨果的話說，當革命風潮起來時，人人愛走直線，意即取巧。他思想的矛盾，主要是仁人君子對社會動盪、民生疾苦所起的感慨。
將嚴復植入籌安會，乃是楊度幕僚生涯的一次重要作業。故其全力以赴。不管不顧，謊言、詐欺、誘哄，無所不用其極，卻因大勢所趨，弄得一塌糊塗，拖泥帶水，社會各方及其輿論都極不爽。他談到對袁世凱的看法，南北和議成，袁氏胸中，早有成案，孫中山辭職，袁氏繼之，就是靠慣性，其勢非帝制自為不可（《嚴復集》645頁）。
對於帝制，他不讚一詞，年老體衰，僅虛與委蛇，不料惹一身腥臊。“僕之不滿意於洹上，而料其終兇，非一朝之事”。“長沙楊皙子以籌安名義，強拉發起”（《嚴復集》637頁）。他的話還未說完，楊即表示不願聽，起身拂袖而去。
第二天報紙就列上了他的名字，成為既成之事實。楊度說，袁世凱見到有嚴復名字，高興得很。一切是楊度在擺弄，可能有一個跟袁世凱一樣高興，或者比袁還要暗喜的人，就是楊度自己了。
袁世凱稱帝，是以漢人接掌近300年的清朝。所以，嚴復心態複雜。他以為，清朝最初進攻中原、江南，極端暴虐無道，但以後的政治，他認為尚可，較元、明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