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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取各方面的電話電報，一切表現一籌莫展。每次接到一個不好的訊息，總是繞室彷徨，據說也有幾次抱頭痛哭。記得我去拜訪時，他的談吐，完全失去在大同那樣的氣概，說到前方戰事，不住地緊皺眉頭，唉聲嘆氣，不能有決斷的答覆”。
1937年底的太原保衛戰，日軍陸軍及機械化部隊會同行動，首先佔領太原的東山，俯制北郊衛立煌軍陣地，炮火直接威脅城區，傅作義本來就沒有與太原城共存亡的決心，當前的形勢，更促成了他撤走的念頭，11月9日，他率同幾個親信隨員，匆匆出城，部隊只好也突圍西行，太原就如此輕易棄守！
當時千千萬萬的青年，都紛紛奔赴前線。但大家還以為戰事將暫時集中於華北，不致立即延伸到南方。
顯然，尋常戰將尚無大戰略的考量，不可能想到改變日軍進攻方向這樣的大戰略。只能被動地和日本抵抗，但事實又是抵擋不住，從這裡，可以看見蔣先生的過人的高明。
生下來就是參謀長的料：蔣百里的參謀生涯
1937年八一三戰事起來後，蔣百里正處於代理陸軍大學校長時期。當時部隊撤離上海，他也到了南京。蔣介石一見面就急切地問，此次中日戰爭，英美會否捲入漩渦？蔣百里答，可能，也許是時間問題。又問，如果英美捲入，最後勝利究竟屬誰呢？蔣百里鄭重回答，不敢說得太遠，在最近二三十年內，西方*國最後是不會失敗的（陶菊隱《蔣百里傳》163頁，中華書局）。
蔣百里這個大方向的判斷，對蔣先生大戰略的擬定，無疑具有深刻的影響。幕僚參贊戎機，在於以宏觀的眼光，對全域性戰略實施大處著眼的把握。
這在當時，要做出如此的判斷，委實並非易事。首先要對各國政體的優勢具有人文尖端的認識，而這在當時，相當一些人士還處於懵裡懵懂狀態；其次要對各國武器、戰力、軍隊訓練、精神狀態的細微差別體察入微；再次還須對時代潮流有清醒的洞察。也即作如此判斷的人，一者必須見多識廣，二者尚需對人文、科技等的情勢有所綜合把握。
蔣先生如此問詢蔣百里，說明蔣先生的內心，也是忐忑遊移不大吃得準的。
事實也是如此，當時很多漢奸集團急迫倒向日本，除了利令智昏，其心理背景就是他們的判斷錯誤。抗戰初期，以及太平洋戰爭初期，戰事的進展，種種事實，還並不足以支援蔣百里的判斷，因為一直到抗戰末期，日本還打到貴州獨山，企圖包圍陪都重慶；而麥克阿瑟將軍在丹巴受挫時，竟創造了美軍歷史上將士被俘的最高紀錄……
所以做出蔣百里式的判斷，不特需要眼光，還需要膽量，甚至措詞——時間與範疇的限制詞。自然，最後的結局，與其判斷絲毫不差。
曹聚仁記蔣百里。說是1932年2月1日。他和蔣百里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咖啡廳喝茶。蔣百里手持一張上海《每日新聞》。他就對曹聚仁等人說，六天以後，即7日早晨，日軍要有一個師團到達上海。怎麼得知的呢？他並無內部訊息或其他特殊途徑。他指著他正看的報紙上的一條電訊，那簡短的電訊說日本陸軍大臣杉山元昨天晉謁天皇。蔣百里說這就是報告出兵的意思。以日本的運輸能力，以及由長崎到上海的水程，估計7日早上，可運來一個師團。
抗戰烽火的澆鑄之一（15）
曹聚仁吃驚不小，因為7號早上，日軍的第九師團，果然到了上海，參加作戰了。曹先生不由得對蔣百里的高明讚歎不已（2007年四月由三聯書店首次刊行的曹聚仁遺稿，《採訪外記》222~225頁）。
依照一條尋常新聞，推斷日本即將出兵，這是判斷的第一環節，下此判斷，必須對日本戰時行政體制有深入瞭解；他又從運輸、交通、運量，推斷出發來軍隊的數量，這是第二環節，這要求對當時軍隊的後勤補給有深入體察，怪不得曹聚仁要由衷佩服了。蔣百里對部屬或參謀常說要增加常識的涵養和保有量，參謀學的根本真意在哪裡？也可說卑之無甚高論，就是常識非常重要，它是分析判斷的材料庫，也是養成識別眼光的大本營。
蔣百里不幸於抗戰初發期間病逝，此前他對蔣介石的看法也頗值得參考——因為蔣介石後來的作為天衣無縫地吻合其判斷的軌轍。他說，全國的大軍人，我幾乎無一不認識。論到緊要關頭，快刀斬亂麻，當機立斷，我覺得在全國人物中，無有能出蔣（介石）之右者。他有今天的成功，絕非偶然，今後就要看他對全域性的規劃怎麼樣了……尤其是成功者容易為自己的成功歷史所支配，蔣氏以黃埔建軍得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