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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後來到了南宋所寫的軍事論文《美芹十論》和《九議》見微知著，灼見古今。
《美芹十論》中如審事、察情、自治、致勇、屯田、防微等篇章，指出和戰之間充滿偶然，種種超出常情的地方，其認識深入骨髓，就像後來的克勞塞維茨所說戰爭是一種藝術，但它絕不是常規藝術。辛棄疾說：“虜人情偽，臣嘗熟論之矣，譬如獰狗焉，心不肯自閒，擊之則吠，吠而後卻，呼之則馴，馴必致齧，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此所以和無定論而戰無常勢也，猶不可以不察。”
他的《九議》中更論述了處於劣勢和危機當中的反攻之道，以及破解危局的戰略戰術。冰雪聰明，智數超群，真切可用。可惜南宋當局優柔寡斷，將之忽而解職，忽而啟用，拖沓多年後再想利用他扳回大局，他已垂老病篤，令人扼腕嘆息。
朱熹由衷欽佩、讚歎辛棄疾頗諳曉兵事，並在著作中引用了他諸多論兵的段落。另外，程泌有一篇2000字的給朝廷的奏對，通篇引述論證辛棄疾的用兵思想。其中說道，中國之兵不戰自瀆是從李顯忠開始的，百年以來好幾代人了沒有人去糾正它，而辛棄疾認為，應以正規軍駐紮長江邊上，以壯國威，如果要主動北伐，則必須徵集邊疆土人加以精強訓練，因為邊區地方的人從小騎馬射箭，長大後或馳騁或攀援，體力非內地人可比。至於當時江南一帶水田裡做工的農民，好像對戰鬥的場面非常懼怕，很難訓練為進攻的先頭部隊。邊疆的壯兵招來以後，要單獨分成多個小團體專門訓練，不要和官軍混雜在一起，一旦混雜其戰鬥力又要大打折扣了。官軍習性，一有警報就彼此相推，一有一點小功勞大家都去爭搶。
部隊構成，雷海宗先生以為，欲振興武德，必實行徵兵制，徵召良民當兵，尤其是一般所謂計程車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當兵，方可使中國臻於自主之境（《中國的兵》）。
此說自然是不錯，但兵要自立，須賴國家政體上軌道，使國民為公民，有其權利保障制度，這時的兵源，應無謂良民、刁民，因為在一個專制社會，就算大量良民入伍，兵的問題看似解決，但剩下不少的刁民、惰民，必因天性、生存滋生事端，豈非社會之禍？
這個問題，筆者較服膺呂思勉先生的論斷，他說，募兵之制，雖有其劣點，然在經濟上及政治上，亦自有相當的價值。天下奸悍無賴之徒，必須有以銷納之，最好能懲治之，感化之，使改變性質。只有在營伍之中，約束森嚴，或可行之。
他們性行雖然不良，然若能束之以紀律，則其戰鬥力，不會較有身家的良民為差，或且較勝之（《中國文化史？兵制》）。
此說實有灼見，近年美國電影，表現越戰，及非洲平亂，多有敘寫囚徒、服刑者，犯禁者、有案在身者，性情桀驁不馴者，搏命突擊，其鋒銳不可當。此類人物往往“能打”，使人刮目相看，可證呂先生觀點之明睿。
從蔣緯國回溯辛棄疾（21）
自然，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段，統率此類人物，必得心胸博大、手腕超卓之將領，能從心理上使之徵服，此事又屬可遇不可求。
蔣緯國、辛棄疾正是這樣不可多得的軍中帥才。
辛棄疾指出了中國部隊的致命弱點，顯然他力主編練特種部隊，他從根本上重視士兵的來源和構成，其著眼點在成分純潔決定其戰鬥力。辛棄疾也極為重視諜報和情報的意義，他又對寫奏對的程先生說，情報間諜是部隊的耳目，勝負的關鍵和國家的安危都與其有關。他拿出一塊錦緞方巾給程先生看，上面都是敵人的兵馬數量、駐紮的地方，還有大小將帥姓名，這些情報的來源費了4000貫錢。他自己解釋說，派遣間諜必須有參考和旁證，即不能是孤例，這樣的情報才可能真確而非欺詐，顯然他考慮周詳，注重情報的質量，講究單線、複線的真實性。
南宋當局曾經優柔寡斷勉強出師和金人作戰，結果是一敗不可收拾。這位程先生說，在大戰的兩年多前，辛棄疾就貢獻了他種種戰略戰術，可是沒有真正加以運用，結果導致了悲劇的發生。當時招兵買馬也毫無策略可言，正規軍和民兵混雜不分，結果在敗退中還互相砍殺。另外負責警備點燃狼煙計程車兵，一聽到警報丟下工具就跑，導致部隊倉皇迎戰。
辛棄疾所擔心而要從根底上改變的軍事頹勢，其實到了近現代，還有一次觸目驚心的重演。那是劉文輝的軍參謀長巴人先生所回憶，時在1934年，西康又發生一次內戰，那是西康土人先向劉文輝發起進攻。主戰場是在甘孜一帶。“不要小看那些西康土人不懂戰術，他們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