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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建康府通判之際,湖湘一帶盜賊蜂起,棄疾悉平之。不過他對盜賊起來的原因思索極深。他上奏疏分析之,皇帝也被他說得點頭稱是,棄疾說:“……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併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為盜,去將安之?夫民為國本,而貪吏迫使為盜,今年剿除,明年鏟蕩,譬之本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慾望陛下深思致盜為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後來在江西做官,拯救民間饑荒,他也有不同尋常的平衡借貸之術,使騷亂危機瞬間化險為夷。
此間充溢罕見的慧眼卓識,以及智識者的道德良知。政治的眼光、行政的手腕、處理危機的才幹,都是如此的妥帖高明,可欽可佩。談到地方建設諸要端,關鈕細節的處理,閃爍人性真善的不滅光輝,他披瀝以道,具泣血之誠,我輩後人也讀得淚眼婆娑,恨不能乘霍金所說的時光機器,回溯12世紀的南宋,共與辛公,浮一大白。
至於他的為人與交際往還,“棄疾豪爽尚氣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辛棄疾42歲的時候,因剛拙自信被奸人彈劾而去職,卜居上饒。此後20年間,他曾短時間出任福建提點刑獄和安撫使,剩下的時間都付諸鄉居生涯。
柳亞子在他的《沁園春》詞中寫道:“才華信美多嬌,瞧千古詞人共折腰,看黃州太守,猶輸氣概;稼軒居士,只解牢騷。更笑胡兒,納蘭容若,豔想濃情著意雕。”
真是牛皮哄哄,不知天高地厚,氣泡大於海,眼孔小於針。辛棄疾把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他的牢騷,充溢家國陸沉,干戈春秋的深沉感慨。其中更有戰略要素被擱置、被打壓的扼腕之痛,柳氏說人家只解牢騷,他懂得啥叫牢騷?精神境地和智慧手腕與辛棄疾差得天遠地遠,只好在那裡盲人摸象、矇昧臆測了。
辛棄疾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詞作,繚繞揮之不去的愁緒、把欄杆拍遍的悲涼。此皆體制的汙糟所致,一個風雨飄搖的政權,操縱在見風使舵、毫無原則的三流小人手中,他們縱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他們“狗熊”所見略同,用夜行人吹口哨的虛怯,操弄著那個隨行就市的影子政府。內耗兇險固執,對付外來侵迫一律的軟骨頭,像沒有脊樑的海蜇皮。辛棄疾這樣的戰略家,只能灰頭土臉,處處丟分了。哪怕是優遊的清興,也被愁緒包裹,正如《鶴鳴亭獨飲》所說:“小亭獨飲興悠哉,忽有清愁到酒杯。四面青山圍欲合,不知愁自哪邊來。” 然而,僵化的制度攜帶對人本的殺滅、對人性的毀傷、對才俊的構陷,群小洶洶,志士悲哽,內在的消耗猶如基因,隨著辛棄疾們的投置閒散,無端見疑,南宋的國祚也逐漸走向了盡頭。
參謀生涯的最後作業(1)
被擱置的絕境自救之策
徐蚌會戰開打,把前線最重要的幕僚舒適存推到風口浪尖。
舒適存的參謀作業,在徐蚌會戰的緊急關頭,閃射出一絲可貴的亮光,旋即歸於幻滅。大戰的局勢,自此不可收拾地狂瀉直下了。
那是1948年的深秋。杜聿明抱病勉做劉峙副手,他邁著蹣跚的步履,爬上南京某飯店三樓的房間,力邀舒適存出任第二兵團副司令官兼前進指揮部參謀長,舒適存以義不容辭,遂與其同飛徐州。
此時的形勢是,解放軍華野、中野圍困徐州,並扼制黃維兵團於南平集附近。而杜聿明所轄三個最能打的部隊,即邱清泉、李彌、孫元良三個兵團,則固守徐州,11月底,向永城方面旋迴,爭取外翼,試圖與黃維會師。
11月的最後一天,杜氏集團分兩路乘夜色突出永城重圍。兩天後,邱清泉到達孟集,旋被包圍,孫元良兵團到達洪河集,李彌兵團到達袁圩,杜聿明命令邱兵團向南攻擊、李兵團向東南攻擊、孫元良兵團向西北警戒前進。邱李兩兵團竟日猛攻,收效甚微,蓋以解放軍利用星羅棋佈的村落地帶,作縱深配置,頑強抵抗。不得已,指揮部進至陳官莊。12月3日,國民黨部隊空軍及地面戰車運用到最大限度,傷亡很大,是夜杜氏決採三面掩護、一面攻擊的戰法,而解放軍四面合圍猶如鐵桶,難以撕破。即曾經縱橫馳騁、銳不可當的邱兵團,以全力向南攻擊,每天僅進展數里,甚或不進反退,於是戰況膠著,維持原有陣地,已極費力,要想突破,已屬妄想。
這個時候,作為前線總幕僚、戰略智囊的舒適存,他的重要意義顯現出來了。
“我乃向杜氏建議,長此僵持,兵員日益消耗,糧彈不繼,終非善策,應乘圍困未固,糧彈未盡,天氣未變,速作輻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