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個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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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日本允許美國官兵上岸，市政最高官員浦賀奉行以總督的名義接受了佩裡遞交的以藍色天鵝絨包著的國書。

黑船的到來引起了日本巨大的震動。不久，佩裡再一次率領艦隊來日本。1854年3月，日本幕府幾乎全部接受佩裡提出的要求，簽署了日本與美利堅合眾國的親善條約，即《神奈川條約》，日本開放下田和箱館兩處港口，向美國人提供淡水、糧食和煤炭；親善條約還規定了最惠國條款，承認美國在下田駐領事的權利。隨後幾年，俄國、荷蘭等國也相繼同日本締結了親善條約。日本鎖國的大門徹底被西方列強開啟。

第七章 身邊的刺客（2）

國門大開促使了日本自身的分化與改革。武士們以王政復古的名義推翻了在日本歷史上持續600年的幕府，扶持剛剛登基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合法的新政府。1868年4月15日，明治天皇頒佈了《五條誓文》，這是一個推動國家變革，開啟變法圖強大幕的總綱領。從此，日本進入明治時代，決意向西方學習，對日本實行全面改革。1871年，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代表團從橫濱港出發，前往歐美各國考察，代表團中包括49名明治高官，這個數字幾乎是當時政府官員總數的一半。為了支撐這次龐大的出行，成立剛剛3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當年財政收入的2％。這支龐大的日本政府代表團共考察了歐美12個國家，共花了1年零10個月的時間，在此之後，寫下了長達百卷的考察報告。這個團隊規模之大，政府投入之巨，官員級別之高，出訪時間之長，在日本乃至亞洲國家與西方世界的交往歷史上，都可以稱得上前所未有的。

行進在陌生的西方列國之中，這支日本政府團就像一塊乾燥的海綿一樣，拼命地吸收著發達國家的營養。西方國家的工業化程度，各國的政治、經濟以及教育的結構和方式，都使他們著魔。這支日本代表團的工作重點就是調查和研究資本主義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教育制度，探討將西方制度移植到日本的可能性。使節團到達美國後，由伊藤博文起草的工作要點中有這樣一句話，集中體現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初衷：“我東洋諸國現行之政治風俗，不足以使我國盡善盡美。而歐美各國之政治、制度、風俗、教育、營生、守業，盡皆超絕東洋。由之，移開明之風於我國，特使我國國民起速進步至同等化域。”

在德國，日本使節團似乎找尋到了自己國家發展的模式。剛剛完成國家統一的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在歡迎日本使團的宴會上實話實說：如今世界各國，雖然都說要以禮儀相交，但那畢竟都是表面文章，背地裡實際上是以大欺小，以強凌弱。這段帶有囂張氣焰的大實話讓日本人茅塞頓開。他們不僅認同了俾斯麥的強權政治說，也醉心於德國的發展模式，那就是由國家來主導工業化的程序，以國家的力量來推動本國各方面的進步。同時，他們也在內心當中認可了一種方向，那就是軍國主義的擴張國策。

從溯源的角度來說，日本的明治維新比清國的洋務運動要整整晚8個年頭。當清國在8年之後仍是羞羞澀澀地推行洋務運動的時候，彼岸的日本一開始，就以一種極端的方式把這場快速蛻變定位為脫胎換骨。

為了迎合西方文明，顯示日本的開化，明治政府耗資18萬日元，費時3年，在東京修起了一座洋樓——“鹿鳴館”，作為接待外國客人的迎賓館。從一定意義上說，“鹿鳴館”像一個晴雨表一樣，向日本國民傳達著一種訊號。明治政府的達官貴人和外國官員經常在這裡大擺酒宴，舉辦各種西式晚會。在這裡，首相伊藤博文更像一個政治明星一樣，經常在這裡舉行大規模的化裝舞會，鬧得滿城風雨。不僅如此，為了向民眾傳達徹底西化的訊號，並不真正信仰基督教的伊藤還經常往教堂裡跑，以示對於西方宗教的熱愛。伊藤做這一切，就是向社會傳達著一種新的資訊，那就是日本國準備“革面洗心”了。

在此之後，日本與清朝洋務運動採取了相同的方式，那就是全力近代化和工業化。顯然，日本的改良派所遇到的阻力更小，行動也更迅捷。當清朝計程車大夫階層慷慨陳詞地爭論購買西方“奇技淫巧”的機器會傷害民生，修鐵路會損傷地脈的時候，明治政府已開始大規模地引進外國專家、技術和裝置了。僅1868年到1875年間，日本政府聘任的外國專家人數就達到了2497人，這個數字遠遠超過清國。明治政府給予外國專家的待遇也高，其薪俸均超過本國的高階官員。就這樣，日本在改革的力度和速度上遠遠超過了清國，如果說清國的現代化像一艘碩大的貨輪喘著粗氣在淺灘中航行的話，那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