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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因為出發點的不同而分道揚鑣。中國文化走上了一條重經驗，輕邏輯，貴領悟，輕理性，重視人際關係，反對冒險輕視創新的中庸之路。對於中國文化來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慾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這樣的體系，雖說是一種“王道”，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在具體方式上，缺乏落實的手段，完全可以說是美好的一廂情願。比如說，假如沒有科學，社會如何能發展？沒有深入的數學知識，科學體系又如何能立住腳？只有透過社會的進步，才能實現國力的增強，只有國力增強了，才是“王道”的基礎。——這一切，在中國文化中，都沒有具體的論述。所有這些相關的理論與聯絡，中國文化都視而不見，只是含含糊糊地大肆宣揚著使命感，而對於這種使命感的落實和生根，顯然缺乏最有效的手段，也缺乏堅實的基礎。
第九章 羞對後生（5）
從清國當時政治精英的構成情況來看，撇開八旗弟子，可以說朝廷所有的漢族官員，都是先透過科舉，然後一步步升遷的。因為熟讀聖賢書，又寫得一手好文章，他們可以說是文豪和詩人。這些文豪和詩人自小耳濡目染的，都是文學、道德說教以及歷史。他們所有的學問都關於人倫社會，幾乎從不涉及自然、地理等任何一門科學。他們對於自然，對於經濟，對於生活本身所需要的技術幾乎缺乏瞭解。在洋人們眼中，中國文化奇怪之極，這種文化缺乏足夠的實用性，從沒有對人們心中所產生的重大問題提出探討，提出解決的辦法，也從不對人類未來將遇到的重大問題進行預示。它們缺乏足夠的理性和縝密性，只是一堆“指導”得模稜兩可的枯燥說教。在西方人看來，中華文化過於自省，也太過於內向。他們對於社會的約束和管制，竟然透過約束個人行動來達到目的，而不注重公眾契約。這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這樣的文化極容易陷入自欺欺人的格局，一方面是無力對外界加以干涉，另外一方面又給自己營造出美妙的虛幻光環，並據此認為達到了人生最高境界。
對於這種文化推崇的道德，西方文化也表現出疑問。在對於這個古老帝國足夠了解之後，在洋人眼中，這個名義上非常推崇道德的國家，貫穿始終的卻是層出不窮的政權鬥爭，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政治人物各自心懷鬼胎，陰謀和殺戮貫穿了數千年的歷史。儘管不斷地改朝換代，但這個國家在很多方面並沒有實質性的進步，政治等同於權力，等同於陰謀，等同於殺戮。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特殊的文化背景與歷史背景，所以當東西方文化直接撞擊之後，大中國的文化一下子變得七零八落了。在此之後，在這樣的背景中出現的人物顯得特別複雜，尤其是這當中的代表人物更是如此。社會解體的迅速，中西文化的強烈撞擊，對於西方文化的生吞活剝以及政治鬥爭的劇烈、新舊觀念的交錯，使得這段時間人們的思想經常處於動盪、變化和不穩定當中，他們幾乎沒有時間將思想細細地梳理，認真地想一想一種主張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他們只是像小販一樣隨波逐流地亂叫一氣———先進者已接受或邁向烏托邦，落後者仍抱住“子曰詩云”、“正心誠意”不放。同一人物，思想或行為的這一部分已經很開通很進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卻很保守很落後。而同時，一個人的政治思想可能是先進的，世界觀卻可能是落後的；意識這一塊可能是超前的，生活習性這一塊卻完全跟不上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構成了那一段時間一幅極其錯綜複雜的風景。
相對於李鴻章，伊藤博文的知識結構以及他的理解力要比李鴻章高出一籌。伊藤博文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觀念要比李鴻章開闊和新穎得多。他學過漢語，受過儒學影響；在倒幕運動中又學會了英語，從西方文化當中學到了很多東西。1863至1864年間，伊藤博文曾經留學英國，時間雖然不長，但所見所聞所學，尤其是對於西方社會和文化的親身接觸，已使得他對西方社會有一種直觀的感受，思維方式也有很大改變。在英國，伊藤博文親眼目睹了“統一”和“隆盛”，決意要走一條西方列強的強國路，並下定決心要從改革政治制度入手，“非撤廢封建制度不可”。與李鴻章的“盛年不學”不同，伊藤博文在日本政要中一向以“勤學家”和“讀書癖”著稱，他勤於學習，即使是做了總理大臣後，仍經常驅車至習慣去的丸善書店看書，即使再忙，也經常手不釋卷。伊藤博文最愛看西方政治家的傳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