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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寫作李鴻章的過程中，我曾認真地閱讀了梁啟超的《李鴻章傳》，這樣的閱讀讓我異常吃驚。我吃驚的是梁啟超對於李鴻章異常準確的把握；也吃驚為什麼後來竟會對這樣的準確的把握進行著全盤的顛覆。
我一直認為，如果要列舉中國文化一個最致命的軟肋的話，那麼就是它一直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反思和懺悔，缺乏這種懺悔的精神和習慣。這樣的反思和懺悔，應該是與人自身那種具有無限深度的自省相連的。而在絕大多數問題上，這個民族很容易墜入情緒的蛛網，墜入是非糾葛之中；即使是反思，也只是那種淺層次的、一種情緒和功利的總結，很少有那種真正的、平和而有深度地對於內心和人性的挖掘和警惕。而且這樣的思索又極容易受到各種各樣派別、立場、權力或者別有用心的陰謀左右。這樣的狀態，使得我們在五千年不算短的文明史中不斷地犯著同樣的錯誤，缺少實質性的進步和飛躍。
前段時間看餘華的《兄弟》。這部轟動的小說曾經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但我卻一直對它看好。我覺得《兄弟》最成功的一點在於它揭示了我們曾經的荒誕以及正在延續的荒誕。我們能夠意識到歷史的荒誕性，但我們卻意識不到現實的荒誕性。這樣的缺乏，是因為我們對於現實缺乏足夠的警覺，也缺乏一種由思想高度所拉開的距離，以及對歷史和幻象應該保持的冷靜。餘華提醒了我們，提醒了我們的醜陋和荒誕，並提示我們反思。這樣的情形，就如同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或者卡夫卡的《變形記》一樣。
中國近代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因為社會變動的迅速，它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走完西方几百年來發展的過程，這還不包括西方近代思想數千年的積澱和背景。在中國社會這100年中，從溫和的改良主義到激進的革命方式，都是一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匆匆行程。它是那樣的神速變遷錯綜複雜，以至於任何一方的思想都不可能有足夠的時間和條件來醞釀成熟，然後來構架一套較完整深刻的哲學政治的思想體系，更不可能心平氣和地付諸實施。在這100年，無數思想與流派都成為一個環節，成為短暫的過程，而人們從未細細地品味著這些思想，靜心比較，或者理性地思索，而是生吞活剝，生拉硬扯，或者一知半解地體味著這些思想；或者乾脆就是拉大旗作虎皮。這樣的思想沒有真正地生根開花，結出果實。
也正是基於這一點，我想寫的有關李鴻章的文章，在某種程度上，不應是一本外部的作文，那是外部事件在李鴻章身上的反映；我想要表述的，是那種由外及裡的東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應該是李鴻章的一本內部傳記。人的精神和心路歷程，同樣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是一種內在的歷史。歷史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身上，它的資料和特性就在我們自己的胸中。只有在我們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種熔爐，使確鑿的東西變為真實的東西，使研究人的文學和研究世界的哲學攜手去產生歷史。在這種情況下，我一直試圖將一束光照到李鴻章的內心深處，但不可否認的是，通往李鴻章內心的隧道太窄也太深了，這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五千年的洞穴！我的光進入不了他的最深處，我看不到他的內心當中的波瀾，也看不到他內心當中開放著的花朵。我只能影影綽綽看到漾起的一點光亮，如深山裡出現的燭光，大海中波濤的反射一樣，片刻之後，便恍然消失。
後記（2）
傾聽一個人的內心真的是很難的一件事，甚至連人們自己，也離自己的內心很遠。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儘自己微薄的力量，靜下心來，擦去自己眼中那種與生俱來的翳雲，然後開始揣摩和傾聽。歷史是架不住追問的，在那種刻意的追問下，歷史往往會變成一盤散沙。同樣，對於歷史人物來說，同樣也是這樣。那種過度的追問反而顯得淺薄而無知。每個時代都洋溢著濃重的沙文主義的意識，一個時代，總想自以為是地割裂與前塵的聯絡，彷彿自己高高在上，不食時間的煙火。這樣的方式，顯然愚蠢至極，對待歷史與歷史人物，我們必須削平自己足下的坎坷，讓自己站直，讓自己放鬆；當我們拋棄情感以及別有用心的動機時，也就意味著，至少，我們會看到那個歷史人物，以真實的背影，出現在你的面前。
現實即歷史。這就是說，現實往往是歷史的迴圈往復。古往今來，只有兩樣東西意味著永恆，那就是，人頭頂燦爛的星空，以及人內心深處的神靈。
附：李鴻章年表
1801年，李鴻章之父李文安生。
1821年，李瀚章生。
18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