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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新中國的第一任外交部長、舉世公認的著名外交家周恩來來說，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更是他整個外交生涯中的一次“切膚之痛”。也正由於此，我們的總理才以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所獨具的博大胸襟、氣度和坦誠，來直接、恰當、穩妥地處理這一外交事件的一系列善後工作。
1971年春，經周恩來親自批准、由外交部具體負責的英駐華代辦處修復工程竣工，英代辦處機構及工作人員等遷入新居。對此，周恩來曾指示外交部有關負責人在一次招待會上向英代辦當面表示：1967年火燒代辦處是一小撮壞人乾的，中國黨和政府都不贊成；現在，我們給你們修復了，你們遷入新居，讓我們舉杯慶賀。但是，當時這位同志卻因招待會上有許多外國使節在場，不好開口說這番話。回來後，周總理批評他說：你本人也是當時極左思潮的受害者嘛，這些話你為什麼不說？當著其他國家的大使說有什麼要緊？而且還應該大聲說！毛主席幾次批評火燒英國代辦處的講話你們都學了，學而不用，不去實踐，這就叫極左思潮的影響嘛！我們在外交關係上要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雙方是平等的。人家來到我國，我們用壓的辦法是不對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們的同胞，那是它不對，但不能因此而燒它的代辦處。你搞他，他可以報復，那隻能破壞外交關係，甚至斷交。那是王（力）、關（鋒）、戚（本禹）他們的路線。……總理的親切教誨，使這位同志深受感動和啟發。之後，周恩來身體力行，親自召見了英國代辦，向他講了上述意思，英代辦當場表示理解和感謝。
就在這一年，英國政府向我表示願意撤銷英在臺灣淡水領事館，並希望就中英兩國外交關係升格問題進行談判。1972年3月，鑑於英方接受我方建交條件，兩國終於達成由代辦處升格為大使館的協議。至此，中英兩國由“半外交關係”進入“全外交關係”，從而為日後兩國關係正常化（包括香港問題的解決）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四、江青痛失“車、馬、炮”
縱觀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1967年夏季外交部“奪權”和“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對於後來一系列事情發展所起的“深刻影響”確實不可低估。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動極左思潮的頭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歷史作用”，這就是：迫使那個一年多來亂黨、亂國、亂軍的“禍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組收斂氣焰，始走下坡之路；成為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後期一直堅持主張並親自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重要“起點”。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是根據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透過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規定成立的。這個名義上“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特殊機構，實際上掌握著對黨政軍高階領導幹部（包括相當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在內）的“生殺予奪”的大權。“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多次肆無忌憚地攻擊、汙衊、栽贓於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陶鑄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的事實，便是中央文革擁有這種非其莫屬的“特權”的有力證明。
也正因為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組內部才絕對容不得那些堂堂正正的革命者和所謂“保皇派”。僅半年多時間，江青、陳伯達、康生一夥就先後將原在中央文革任職的陶鑄、王任重、劉志堅等“保皇”人物打倒；同時，又對尹達、謝鏜忠、穆欣等不肯與他們同流合汙的幾個成員施加迫害，一一排擠出“小組”之列。這樣，“中央文革小組”便成為由“大三”（即江青、陳伯達、康生）加“軍師”（張春橋）加“刀筆吏”（姚文元）加“小三”（即王力、關鋒、戚本禹）為其基本陣容的盤踞在黨內高層的那一塊“毒癰”。直至1969年黨的九大之後，“中央文革小組”自行“消亡”卻“死而不僵”；在1973年黨的十大上，原“小組”內的“中堅力量”又將上海造反派頭頭王洪文拉在一起，結成“四人幫”宗派集團。10年“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表明：此害不除，黨無寧日，國無寧日，民無寧日。
在外交部“奪權”前後，周恩來和陳毅在外事口一系列問題上所作的種種鬥爭，歸根到底，也是同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場鬥爭。正如周恩來後來所指出的那樣：“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如果僅僅是在青年中產生極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說服和糾正的。問題是有些壞人利用這個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這種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後才能發現。”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發生的外交部“奪權”，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