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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了。會前，他親自向北京衛戍區傅崇碧司令員部署應急方案，將警衛部隊安排在主席臺下，以防不測；同時，再三叮囑陳毅同志不可輕易離他外出。根據前幾次“批判會”的“經驗”，他還把幾個造反派頭頭也都“拉上”主席臺，以備出事時找人對案。果然，就在大會發言時，突然從會場二樓吊下一條“打倒陳毅”的大標語！頓時，整個會場一片譁然。——這顯然是事先策劃好的！此時，總理尚不清楚王力“八·七”講話的具體內容，否則，他就不會對如此不守信用的造反派們一次次“違約”行為感到震驚了。在眾目睽睽之下，周恩來用逼人的目光緊盯住主席臺上那幾個坐立不安的造反派頭頭，足有幾分鐘不說話。隨即，他憤然站起，當眾退場，以示抗議；同時命令警衛人員保護陳毅離開會場。在一身正氣的周恩來面前，人多勢眾的造反派卻不敢動陳毅的一根毫毛，眼睜睜地看著他們離去……
在周恩來的捨身保護下，陳毅歷經大大小小8次“批判會”，雖幾番遇“險”，卻安然無恙。可週總理卻因過度緊張、勞累，引起心臟病發作，不得不幾次吸氧。也就是在這些日子裡，一度沉寂的炮打周恩來的標語、口號又再次出現在北京街頭……
在王力“八·七”講話煽動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顧周總理的一次次批評、警告，於8月16日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並悍然宣佈“奪取”外交部黨委大權。接著，造反派又強行封閉了所有副部長辦公室，姬鵬飛、喬冠華等部領導白天均被關入地下室寫“檢討”，直到晚間8時才放出向造反派“彙報”……由此，整個外交工作陷於混亂，一直由毛主席、周總理掌握的外交大權“落入”造反派手中。
就在外交部“奪權”的當天，毛澤東在外地得到有關報告，於是，他對一批來訪的外賓輕鬆地談起這件事：最近，我們的外交部熱鬧了，他們要把陳毅、姬鵬飛、喬冠華打倒，那誰當外交部長、副部長呀？……對陳毅，我也不高興他，但找到一個外交部長也難呀！所以，我主張對他“炮轟”，不“打倒”。
然而，這時的造反派已在開始行使“外交部部長”、“副部長”的“職權”：在他們的“批准”下，短短几天內，已有幾十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名義簽署的電報飛往各國的我外交機構，其中，還公然寫上“打倒劉、鄧、陳”的口號，強令我駐外使館“貫徹執行”……
8月22日晚，被極左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紅衛兵，在抗議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而舉行的“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的群眾示威活動中，置基本國際關係準則於腦後，竟衝擊、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製造了一起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給我國的國際聲譽帶來了難以挽回的巨大損害，成為新中國對外關係史上一個“冰點”。
4年之後，周總理在同緬甸聯邦主席奈溫將軍的談話中，對火燒英代辦處曾作了這樣的敘述：“運動發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壞分子鑽進去奪了權。群眾包圍了英國駐華代辦處，（對群眾的衝、燒行為）我們事先毫無所知。等我知道時，已經來不及了，燒起來了。當時我們下命令要群眾離開，那些壞人不聽。一個有趣的事情是，我們廣播命令時，英國代辦聽到了，他相信這是我們政府的意見，他就找我們解放軍保護，結果他沒有受傷。”
事情很明顯：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之舉，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煽動下一小撮壞人所為，是與中國黨和政府歷來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也是對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老一輩革命家艱辛開創的新中國的外交事業的一次嚴重破壞。由於這一破壞行為是在外交部“奪權”後不久發生的，因此，毛澤東、周恩來後來才多次將“火燒”事件與“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派”和極左思潮聯絡在一起，每每加以痛斥、批判。
1970年12月，在開始批判陳伯達反黨亂軍的罪行時，毛澤東提到過這件事，指出：“1967年7月和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裡。”
1972年6月，在開展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揭批運動中，毛澤東又以此為例，痛斥那些“極左派”：我們的“左派”是些什麼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奪了權，一個半月，權不在我們手裡，在那些所謂“左派”的手裡；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