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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東出走外國半年這回事，除了公司職員和家人知道外，外界並不太清楚，故我所蒐集到的大量報章、書刊資料，對他的這段經歷也隻字不提。至於他當時的心情、思想如何，則更是隻有寥寥幾個知心的人才知道，因為霍英東極少向人提及這段經歷。
1995年7月，我才第一次聽說霍英東曾經出走半年的事，而且還是無意中聽到的。有一天，我和霍英東等人一起坐船從香港赴番禺南沙島，途中，我們聊起“六七風暴”的事。
“‘六七風暴’中，有一個‘鬥委會’，曾經有人傳你參加，有沒有這回事？”我問霍英東。
霍英東斷然否定：“沒有，我當時已離開香港……”
“為什麼離開香港？”我接著問。
“那夜塑膠花事件一發生，第二天我就即刻去了英國……”霍英東欲言又止，答非所問，似乎不想深談。
這時，坐在一旁的一位霍英東的助手說：“當時，內地正在搞‘文革’，不少人被剃頭髮，被迫下跪，一些從香港回去內地的知名人士也首當其衝，紅線女被人剃頭髮，鄧榮超也挨鬥……見到這些情況，霍生思想受到一些衝擊，擔心香港也會這樣，於是就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
後來，在霍氏集團辦公室，我又向霍英東提起這些問題。
“內地搞‘文革’，你認為與你有什麼關係？”我問。
霍英東搖搖頭：“那時‘文革’的一些做法，比如遊行示威，批鬥別人，剃髮，下跪，要讀毛主席語錄，這些我並不太理解。當然，並不是害怕什麼，但總是有一些擔心‘文革’會波及香港……”
霍英東的擔心並非多餘。事實上，“文革”發生不久，港澳兩地就受其影響，一些“左派”工會組織工人上街示威遊行，“文革”式的造反動盪已隱然可現。
“是什麼直接的原因，促使你匆匆決定出走外國？”我又問。
“當然，並不單單是一件塑膠花廠事件，在這之前，已經爆發了一些事。”霍英東開始侃侃而談。
“較早前，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搞到何賢在街上曬了幾個鐘頭，搞到英國領事館的官員也曬了幾個鐘頭。結果，英國撤走領事館，到現在還沒人恢復。一個‘一二·三事件’，澳門就成了一個死城，沒有人敢去。
“胡應湘和他父親胡忠的中央、上海計程車公司事件，也搞得很大。胡應湘解僱一個工人，一些司機就天天坐在車棚門口，不肯走，工人起來造反，最後搞到胡應湘要壯士斷臂，幾乎把所有計程車都賣給工人，平息事端。
“何添那家好像叫銀龍的計程車公司也一樣，賣了一些計程車，解僱工人，最多拿錢出來遣散他們，但工人不肯，一定要復工。不久，恒生銀行門口 坐著一些人，最初坐10多個人，後來靜坐的人越來越多，好像銀行要擠提那樣……”
胡應湘當時打理他父親胡忠建立的計程車生意，是香港最大的計程車公司——中央和上海計程車公司的董事總經理。他當時還兼任香港地產商會副會長，與霍英東較為熟絡。而何添當時是恒生銀行的董事總經理。那時，霍氏集團的寫字樓就設在恒生銀行總行大廈裡頭，故每天上下班，霍英東都目睹工人靜坐、抗議的情景。
這一連串的工潮，霍英東雖然不盡明白箇中詳情，但他卻隱隱約約地感覺到香港將會像內地一樣，時局動盪不定，出現大的混亂。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這個時候的霍英東，心情一定很複雜，他雖然無從預測香港出現大動盪將會給市民帶來什麼影響，但他卻不能不為自己的生意、事業是否受到衝擊而顧慮，更不能不為自己的安危而擔憂。眼見香港時局動盪不定，對香港前途的信心自然動搖；倘若這時又聯想到港英當局向來對自己的歧視，那麼對事業、對香港意興闌珊，也是自然不過的事。
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在動盪的時局中彷徨、迷茫的霍英東，於是決定暫且告別香港，遠走高飛，避避已經逼近的風頭。
半年的海外生活
談了出走外國的原因，我們又談到霍英東在外國半年的生活。
“你第一站是先到英國，住在什麼地方？”
“我記得，起初好像是住在倫敦的一間叫做愛嘉頓的酒店。那時，在英國有很多笑話，用電燈、淋浴用熱水，好像我們現在在香港打公共電話那樣，要向一個小孔裡扔進硬幣，如果不及時把硬幣扔進去，電燈會熄滅，淋浴時也會突然間沒有熱水。住酒店，樣樣都覺得不習慣，衣服沒人洗，放著一大堆髒衣服。早晨要衝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