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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3年12月，周總理在出國訪問前專程繞道廣東，親自了解香港供水問題，並強調供水問題與政治談判要分開，供水談判可單獨進行（引自《瞭望》雜誌）。於是決定由深圳水庫供水香港。但香港的儲水設施嚴重不足。香港政府乃在1963年11月建成石壁水塘，可儲水55億加侖。之後，又興建船灣淡水湖工程。
在海灣建設淡水湖，這在當時是世界上的第一例，工程十分艱鉅。船灣淡水湖總設計容量為300億加侖，是港府進行的最龐大的供水計劃工程。
船灣淡水湖的第一二期工程都是由法國公司承建。第一期工程自1961年至1963年，共建築16個接引溪水入口處，目的是使各溪澗依設計改造進入隧道系統；第二期工程自1964年至1967年，包括興建一條直徑30英尺、長6海里，由大埔頭直貫船灣淡水湖的巨型輸水隧道，以及淡水湖的主壩工程。1967年年中，淡水湖開始儲水。最初，因湖水略帶鹹味，要混和其它水塘淡水才能供作飲用。
淡水湖第三期工程，主要是為主壩和副壩加高。這是當時香港最大規模的國際性招標工程。霍英東的有榮公司長年從事開港填海、市政設施等工程建設，當時正在斯里巴加灣承建汶萊最大的深水港口和貨櫃碼頭。霍英東相信“有榮”有能力承建這個重大工程，於是下標參與競投。
擊敗法國和日本公司
“過去，香港的大型建築工程都是給外國公司承建的，比如香港建機場，是法國公司中標承建；40年代後期興建的中國銀行大廈，也是英國公司負責的。事實上，當時的香港，外資公司獨霸建築工程市場，華資建築公司實力、經驗有限，很難與外資公司競爭。要競投淡水湖工程，就先要估算工程的造價。”霍英東開始向我談起這段並不為太多港人知道的經歷。
“由於淡水湖工程是當時香港最大的國際性工程，造價高，故要準確估算成本可真不容易。有一家參與競投的法國公司，出動10多個工程師和會計師，租用當時香港最高階的酒店半島酒店幾個房間，關起門來，從早到晚用計算機算個不停，3個月之後才把成本逐項計算出來。
“我們除了動用自己公司的高階職員外，還高薪請了外國的一名總工程師參與匡算造價，起草投標書。日本有十幾間公司合組一個財團下標，他們不敢單獨做這個工程。他們的報價比有榮高出一倍，當然沒得做。法國公司的報價與我們相差很少，我們的報價比他們高出10％左右。前期工程，法國公司的報價也較低，但開工以後，藉口工程設計方案上的修改，一再要求加價，但加價以後，仍然蝕本。
“見到法國公司報價低，我只好據理力爭。我跟港府說，這家法國公司雖然報價稍低，但可能會不斷要求加價，明低實高，對港府不利。港府考慮之後，不打算把工程給法國公司做，決定讓我們做。我們以往替政府做過很多工程，過往的記錄很好，沒有要求加價這回事。
“但想不到，這會引起一場小小的外交風波。法國公司透過法國政府，向英國方面施加壓力，說英國人在香港招標，法國公司出最低價但卻不被採納，處事不公；另外，當時英國正在申請加入歐共體，法國方面警告說，他們會採取對英國不利的立場，請英國慎重考慮。後來，港英政府拿出法國公司以往的業務記錄，並提出工程要提前一年完成。法國公司這才知難而退，由我們承建……”
“有榮”競投淡水湖第二期工程，是華資建築公司在香港參與競投重大工程的第一次；而且是旗開得勝，一矢中的，開華資建築公司成功投得重大工程之先河，故而引人矚目，轟動一時。
以承包方式興建工程
霍英東繼續說：“外國公司前來香港承建工程，有不少是虧蝕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公司職員開支過大，建築工人過多、薪金過高，以致成本上升，影響盈利。以往建淡水湖前期工程，法國公司的首腦部門要僱用70個法國人。整個工程1。2億元。但一個法國人平均每月工資連同住宿等各項費用需耗去1。5萬元，70個人便花費100多萬元。管理人員的開支如此龐大，如何不虧蝕？其實，也不需這麼多人的，我們只需幾個人就能把工程管理好。”
一個如此龐大的工程，何以幾個人就能管理？霍英東自有方法，他把工程投下來以後，就用承包的辦法再分散包給其它公司和工程隊；至於管理人員，則只是負責工程技術、質量的監管，以及協調其它公司和工程隊的工作。
霍英東認為，把工程再分包給別人，主要的還不是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