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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納和霍斯基，聯邦採購事務交給布延，航線事務交給哈拉比和博伊德，進出口銀行的事務交給林德。他經常就司法部副部長許可權以外的法律事務同阿爾奇·考克斯商量。他還為那些被委派在制訂規章的機構裡的人員的才幹感到驕傲，如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卡里、聯邦通訊委員會的米諾、聯邦動力委員會的斯溫德勒和國家勞工關係局的麥卡洛克等。
取得通力合作
約翰·肯尼迪從他集合起的各式各樣人材那裡，吸取了他鼓勵他們發表的各種不同的意見。他也知道，這麼多意志堅強的人在一起共事，不可避免會時時發生職權範圍方面的衝突，這是他並不加以鼓勵的。
他也幾乎無須去鼓勵他們。例如，“糧食用於和平計劃”辦公室要求農業部給予它較大的獨立性，農業部則要求國務院移交給它某些職權，而國務院又要求減少財政部在國際收支方面的職權。財政部對於司法部阻礙銀行合併感到惱火。司法部發現商業部在保障民權方面軟弱無力。商業部在一些海員罷工事件上同勞工部糾纏不清。勞工部在處理季節性農業工人的問題上又同農業部意見不一。農業部在國立公園和國有森林問題上同內政部發生爭執。內政部指責聯邦動力委員會妨礙有秩序地發展動力，而肯尼迪任命的聯邦動力委員會的官員們自身也發生了分裂。
這些爭端以及諸如此類的糾紛——民用航空局與海軍航空兵之間，國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與空軍之間，陸軍工程兵與農墾部隊之間，國務院與商務部之間，國防部與中央情報局之間——並非都是由總統親自解決的，雖然其中有許多是如此。有些是由白宮和預算局解決的，有些是由當事者雙方自行解決的。有些則無限期地積壓下去，儘管勞工部與商務部、國務院與國防部、農業部與內政部之間一貫存在的對抗狀態明顯地有所緩和。肯尼迪知道如何使激動的情緒緩和與平靜下來，以及何時應對相持不下的部門的觀點加以抑制和平衡。他由於瞭解情況比較全面，所以看得較為廣闊。肯尼迪為了使他的最高領導層保持異常的協調，作出種種努力，使每項政策都能得到主要執行者的支援——舉例來說，這樣他並不認為他能在軍事預算問題上過分壓參謀長聯席會議，或者在國際貨幣改革問題上過分壓財政部長狄龍。
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這件事與其說是個事例，不如說是個例外。在一次討論國際收支問題的會議結束時，總統告誡所有與會的人都要保守秘密。財政部長狄龍嘟嘟噥噥地說，已經太遲了，讓·莫內已經在巴黎談論這些建議了，肯定是國務院把它洩漏出去的。副國務卿喬治·鮑爾對於財政部控制這方面的外交活動原已感到憤懣，聽到這話，就尖銳地反唇相譏道，狄龍的話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莫內談的一些建議純屬其個人見解。總統在離開會場之前使大家都平靜下來，但事後在他的辦公室裡卻對我說道，“我希望這件事並不意味著道格拉斯和喬治之間有什麼惡感。要是真有的話，那也應是本政府裡發生的僅有的一次。”
儘管這可能是過分樂觀了，但是他的助手們為使他獲致成功所作出的貢獻，實際上的確促成了一種異常團結的局面，而肯尼迪也為此感到很自豪。內閣裡沒有什麼派系，搞陰謀更是沒有的了。當然，不參加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六個部的部長在古巴危機期間感到多少有點被忽視了。那些因為減稅的需要而預算遭到削減的部門，對於減稅的建議是不起勁的。那些不常受到邀請參加肯尼迪公餘的社交活動的人，可能對麥克納馬拉一家和狄龍一家感到有點嫉妒，或者，如果他們本人並不感到嫉妒的話，他們的夫人無疑是會有這種想法的。但是在政治或哲學的路線上，並沒有明顯的或者持續不斷的分裂。
然而，要使在聯邦薪俸名單上的近三百萬名男女文職和軍事人員形成一部運轉自如的政府機器，所需要的還不只是友好情感和夥伴關係。肯尼迪在這方面採取的三種特別的處理辦法是值得一提的：（1）改組決策的行政部門；（2）各種公開宣告要經過審批、要口徑一致；（3）更換人員。
決策過程
肯尼迪把有關外交、內政、立法和政治方面的非凡的第一手知識帶進白宮，但是缺乏行政部門方面的經驗。他一向是對政策而不是對行政管理更感興趣，後來他還承認，“從當參議員到當總統，這裡邊可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在開頭的幾個月中，是感到非常困難的。”他在整個任職期間，一直不斷地改進各種行政程式，但是從一開頭，他就反對那種把總統職務當作集體化和刻板化的東西的概念。他沒有采納艾森豪威爾離職時的建議——設定一個政府首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