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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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為難的國會領袖和外國領袖的姓名來。但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當有人問到他對於艾森豪威爾根據葛底斯堡的那項保證①提出的改革建議——總統和國會議員的任期應有限度——持什麼看法時，他回答說：“這類建議我在總統任滿以後也會提出，但不會在現在提出。”

①指1863年美國總統林肯在葛底斯堡提出的所謂“民有、民治、民享”。

他知道他缺乏足夠的票數以透過他的任何一項徹底改革的計劃，因此無法在參眾兩院使多數黨得以貫徹它的意志。同時，過去改革的成績並不理想，使他對大多數新的改革建議都抱懷疑的態度。他的司法部確曾強有力地干預了最高法院處理的議員席位重新分配問題的案件，希望最終能削弱鄉村地區的保守分子對眾議院的控制。然而，正如1962年夏天的一個夜晚，我們在他辦公室裡談話時他所說的，任何改革也無法結束當時存在於國會和白宮之間的根本敵對的狀態。他列舉出的理由是：

1。國會山上大多數民主黨人以前當議員時根本不是他們自己的黨在白宮執政。根據慣例和憲法，他們主要考慮的是他們自己的選區和州，而不是全國的利益。他們沒有在行政部門工作的經驗，“但是他們卻把你們這夥人看作是無能之輩，因為你們從未競選過公職。而且有些人還認為反對我要比跟著我走更能引人注意。”

2。“對黨的忠誠和責任對他們來說是毫無意義的。他們首先必須顧到自己。他們（眾議員）今年都要競選——就算我有這意思，我也不會去，也不可能去傷害他們大多數人。他們大多數人在上次競選中都跑在我的前面，並且大多數都是支援提名賽明頓或林登·約翰遜的。他們以為我使他們在貿易、民權或教區學校等問題上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又幾乎幫不了他們什麼忙。”

3。“他們中的某些人現在不象在艾森豪威爾時代那樣重要了，參議院裡尤其是如此。公眾的注意力目前大多已轉移到了這裡，他們自身根本沒有得到多少聲譽。每當我要他們在援助、貿易或稅收方面給我更多的權力時，他們便認為我侵犯了他們的特權。”（我插話說：“他們也許是對的！”）

不久之後他公開地說：

坐在這裡（白宮）來看，國會顯得比我當參議院中百名議員之一時權力更大了。……從這裡，從賓夕法尼亞大街的一端看到另一端，我看著國會的集聚起來的力量……那裡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見解，不同的科益和觀點。……因此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由於肯尼迪拒絕把立法工作交給立法部門單獨去搞而使這種衝突變得更加不可避免了。他詳細制訂出自己的立法計劃，並且鼓動公眾和個人為他的立法計劃施加壓力。沒有一項重大的法案不是事先後到他同意後。才由他的內閣向國會提出或由國會透過，送給他簽署的。他否決掉他不喜歡的一些次要的法案，扣住他所不需要的撥款，不理睬他認為違反憲法的那些限制性修正案，並且為通不過的法案臨時採取行政行動。

例如，國會明文規定，聯邦政府僱員不在1961年最低限度工資增加的範圍以內，同時私商僱用的洗衣工人也沒有列入這個範圍，但是總統卻指示行政機構各負責人務使聯邦僱員，包括洗衣工人在內，全領取新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資。

例如，當國會把設定聯邦藝術顧問委員會的一項議案打入冷宮後，他就下行政命令設定了一個這種委員會。

例如，他甚至在請求國會透過授權法案以前，就利用各種資金和權力以行政命令創設了和平隊，結果當國會在大約六個月後透過該項立法時，和平隊的工作早已全面展開了。

他認為沒有必要把每二項重要的國際協定都送交參議院作為一項正式的長期的條約請求批准，從而冒不必要的拖延和可能遭否決的風險。對於重大的外交政策的動議，他也沒有遵照艾森豪威爾的先例，請求國會作出批准的決定。他也沒有經參議院確認就派遣私人和官方顧問到國外去執行重大的使命，他派盧修斯·克萊以大使身份在柏林駐了七個月，還把馬克斯韋爾·泰勒安插在他本人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之間。他對應召就行政部門還未作決定的一項公務作證的一個職業官員說：“告訴他們說你病了，下星期才能去出席。”他行使行政部門的特權，制止國會的調查人員對國務院和國防部文職人員就他們在謄清演說稿時所作的個別刪改而糾纏不以他還抵制有權勢的國會委員會主席在退伍軍人年金、研究和防務等費用上，強行增加不必要的預算的嘗試。

增加防務經費（特別是增加製造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