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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等著。
布勞想談點什麼很快就明白了。他坐在靠近總統搖椅的沙發上，交給總統一份美國鋼鐵公司油印的向報界發表的宣告，宣佈每噸鋼鐵漲價六美元，即四倍於新的勞資協議中規定的成本價格。總統大吃一驚。他感到他的反通貨膨脹的全部計劃，他的保護我們黃金儲備的全部努力，都將化為泡影。鋼鐵工業是他作出了最大努力使價格穩定的工業，是受到外國競爭與生產能力未充分利用的折磨的工業。如果該工業可以對他發出的、為了國家利益而自我剋制的呼籲進行愚弄，那末國內所有的工業部門和所有的工會此後都會感到可以毫無約束地來向他挑戰了。
最重要的是，他感到受愚弄了。坐在他對面的這個人曾親自會意地接受他的幫助，同工人訂立了一項不會導致漲價的合同。總統的威信和權力被利用來幫助說服了鋼鐵工人工會，要他們為了穩定價格而接受公司提出的較低的工資。如今籤合同的墨跡未乾，鋼鐵工業的資方卻宣佈所有產品大幅度的、全面的漲價。正如總統後來說的，“這牽涉到信用問題。工會方面很有理由覺得，他們被引入了歧途。”——其他工會沒有一個會再聽從他發出的自我剋制的呼籲了。他很冷淡地對布勞說，“我認為你犯了一個錯誤。”布勞直到後來才認識到他犯了一個多麼重大的錯誤。
總統很惱火，但剋制住了。他把阿瑟·戈德堡請來了，戈德堡卻沒有他那樣有剋制。當這位部長知道布勞已將他對報界的宣告發給各通訊社和新聞廣播網，準備在晚上七時公佈時，他嚴厲地駁斥了這位美國鋼鐵公司董事長的辯解——即作為一種“禮節性”的行為，已向美國總統遞交了有關這一既成事實的油印新聞釋出稿。戈德堡把這一行為稱為“耍兩面派手法”，是背信棄義的，違背了參加談判各方所明白理解的原則，違背了國家和鋼鐵工業的最大利益，違背了戈德堡向總統作出的保證（說布勞和麥克唐納兩人都是信得過的）。布勞表示遺憾，試圖把他的行動說成是對股東很有必要的，隨後就離開了。後來，他相當軟弱無力地說：“他們不願意接受我的解釋。”
總統下一個安排好的事項是為第二天的記者招待會——是一次額外的招待會，定於早餐之前舉行——檢討一些問題。這是塞林格不在的時候由助理新聞秘書安德魯·哈徹安排的。哈徹、沃爾特·赫勒、麥喬治·邦迪和我在總統辦公室隔壁肯·奧唐奈的辦公室裡等待舉行這次會議。等布勞離開後，總統叫我們進去，把這一訊息告訴了我們。他的怒火上升了。他的職責遭到踐踏，他的職權也被利用了。他是得到鋼鐵工業界人士的同意才進行干預的，其目的明白無誤，是為了保持價格穩定，現在這樣一來，這種干預在工人和美國人民眼裡至多也是一種軟弱的表現，而從最壞方面來說則是愚蠢的。他回憶起他那位當過大使的父親在鋼鐵工業界的短暫服務期間以及他在海運委員會同鋼鐵工業界領袖們進行的鬥爭時說：“我的父親一直對我說，鋼鐵界的人都是畜生，但是我直到現在才認識到他這句話多麼正確。”
我們沒有花多少時間去互相責任，在這時和在那種情況下提高價格，不僅使經濟受到挫折，而且是對總統職位和總統本人的公開侮辱。他後來說，“如果我不能使他們撤銷的話，那將是美國總統蒙受的一個嚴重挫折。”沒有一位總統會不進行一場鬥爭便接受這種做法的，也沒有一個人竟會認為約翰·肯尼迪會接受得了。當時在場的一個人後來說：“美國鋼鐵公司對總統耍兩面派手法是看錯了人啦。”
然而，鋼鐵工業在半個多世紀裡一直成功地公然蔑視總統，他們對肯尼迪的挑戰是在他沒有什麼回擊的武器和毫無可資借鑑的先例的領域裡進行的。鋼鐵工業接受了總統的斡旋一隨後又辜負了他的信任。要不是因為除了在經濟方面的挑釁外，還有這一事實，那末歷史也許會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總統在宣佈這一訊息後，向我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對此有什麼辦法？”
我們主要的希望是要造成一種氣氛，阻止其他公司跟著一同漲價，並且促使美國鋼鐵公司撤銷漲價的決定。我們認為，只要有一兩家主要的公司拒絕一起漲價，那末市場上的壓力就會迫使領先抬高價格的人改變態度。我們主要的職責是要查明一家實力雄厚的公司自信能夠不顧一切明顯的經濟壓力悍然宣佈不合理的漲價並堅持下去，我們主要的職責是要判斷它的這種作為是否違背禁止壟斷的法律。總統心中考慮好這兩種途徑後，立即打電話詢問司法部長和參眾兩院反托拉斯小組委員會主席向報界發表宣告的情況，同時又同財政部長和國防部長討論政府準備如何應付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