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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是一個“混合袋”，有些下降，有些上升，有些平穩。如果國會對已經提出的一些賦稅法案立即採取行動——包括投資的納稅優惠、撤銷路面運輸稅，特別是提供一項在緊急時期授予調整稅收的預備權力的法案——那就足夠了。如果國會阻止這些法案透過，那末提出一個新法案來也無補於事，只會對已經提到參議院的納稅優惠法系造成危害。此外，狄龍還爭辯說，總統早在1961年就已經指出，在透過包括投資優惠在內的“小”的賦稅改革法案之後將要提出的一項全面的賦稅改革法案，應包括對稅率作某種程度的降低。有了這樣一種希望應該就足夠了。這隻要再等幾個月；而且1962年所採取的任何減稅措施，到1963年都不能再用來作為另外的令人討厭的改革法案的糖衣。
事實上，立法方面和經濟方面的論點部分是一致的。假如國會透過的一個臨時減稅法案證明還不夠成熟時，那末總統對此作出的過度反應——他經常希望避免的一種姿態——就可能使他到了真正需要採取行動的時候更難辦了。針對1962年中期選舉的那些政治辯論也沒有引起他的注意。他不僅不願意被人指控為出於黨派動機，而且過去的記錄也不支援這種動機：在戰後實施的三次減稅期間，不論當時是哪個黨控制著國會，該黨在下一次選舉中就遭到失敗。他也不希望作一次大幅度的減稅，使他的赤字超過他常喜歡援引的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最高記錄。
但是奧布賴恩、狄龍和其他的人都報告說，更為可能的是，臨時減稅法案得不到透過。反對這一步驟或者不相信這一步驟的關鍵人物太多了。總統堅持認為“暫時”減稅對健全我們的經濟是必要的，而隨後又把它否定的話，那很可能會惡化信任總統的氣氛，使股票市場進一步蕭條，並損害了1963年賦稅法案的前景。但是甚至國會和企業團體內支援暫時減稅的人，也不能在減稅的規模、範圍、時間、性質或條件方面取得一致意見。由於肯定要提出的許多修正案，因此，該法案最好的前景是推遲討論，最壞的前景是成為一個如此糟糕的法案以致總統非予以否決不可，而最為可能的是什麼法案也不予透過。
參議員道格拉斯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長期以來一貫主張用減稅去對付衰退，可是1962年他在給總統的一份深思熟慮的備忘錄中卻也反對減稅。參議員伯德出人意料地竟然強烈反對，而最重要的是，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威爾伯·米爾斯——在總統採取的一次不尋常的行動中，他應邀參加肯尼迪與他的經濟學家舉行的一次會議——仍然不相信減稅是必要的，也不相信它可能獲得透過。其他的議員們僅僅在下列情況下才贊成透過這一法案，即從預算中削減相當於因減稅而投入國民經濟中的款項，這一來就使減稅變得毫無意義了。
總之，肯尼迪看得很清楚，在缺少十分強有力的證據來說明需要減稅以防止衰退的情況下，國會不會在那一屆會議期間透過這樣一個法案，因為國會討論他的第一個賦稅法案就已經花了一年半的時間。總統除了等待這種強有力的證據外，別無他途，而這種證據始終就沒有出現。
肯尼迪在1962年真想實行國會沒有讓他實行的一次暫時減稅嗎？主張減稅的人認為是這情形。新聞界也這樣說。但是在參加了所有的會議以後，我自己的判斷是，在缺乏使這個法案獲得透過所必需的強有力的證據的情況下，他也拿不準在當時作出暫時性的減稅決定是必要的而不僅僅是有所幫助的。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對一個提問的人說，“在我們主張採取一種行動以前，我們先要確信我們主張採取的這個行動是必要的。”儘管他周圍的人向他施加了無情的壓力，責怪他過於拖拉和猶豫不決，他仍然拒絕魯莽行事，進行一場只會有損於他的長期經濟目標和他同國會的關係的不必要和不順利的鬥爭。有一天，他說，“威爾伯·米爾斯知道，在我進白宮之前他是籌款委員會主席，在我離開以後，他還將是主席——而且他也知道我瞭解這一點。我對他沒有任何支配力。”
他在等待著出現支援減稅的根據的同時，採取了一個替代的做法，即不動聲色地用行政辦法在一些領域內增加開支，公開地催促國會在納稅優惠、公共工程和其他經濟措施方面採取行動，對跌價商品放寬稅收條例，並且在每次記者招待會上都說，“我們將繼續密切注意經濟的發展。”最後，在審查了7月份的數字，看不出有什麼足以使他和國會信服的衰退的跡象以後，他乃於8月13日在白宮透過電視向全國發表了一份經濟報告。他在報告結束時保證，將在1963年提出一項長期減稅的法案，並拒絕搞暫時減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