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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對美國大使盧埃林·湯普遜表明，他有興趣儘早與肯尼迪會晤，並在肯尼迪就職時向他發來了一封誠摯的賀電，正如在他當選後一樣。緊接著，作為表示願意恢復巴黎首腦會議失敗以後便堵塞了的蘇美聯絡的一種姿態，赫魯曉夫釋放了前一年夏天起被關押的、實際上是與世隔絕的兩名被擊落的美國飛行員。肯尼迪在他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上以一種有節制的、講究實際的方式宣佈了這一振奮人心的訊息。他說：“這一行動消除了改善蘇美關係的一大障礙。”他明確表示U－2飛機以及其他飛機將不再飛越蘇聯上空，雖然他並沒有把這項行動稱作是酬謝。
2月11日，總統就我們與蘇聯關係問題在白宮舉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臘斯克、邦迪和四個擔任過駐莫斯科大使的專家：當時仍擔任駐莫斯科大使的湯普遜，繼續擔任國務院俄國問題專家的查爾斯·“奇普”。波倫，擔任駐南斯拉夫大使這個敏感的情報收聽站職務的喬治·凱南和艾弗里爾·哈里曼（他在肯尼迪政府內最先擔任的職務是巡迴大使）。他們中間沒有人主張兩國政府首腦應舉行一次正式的“最高階”會議，肯尼迪更是如此。肯尼迪一貫認為，雖然遇到出現戰爭威脅時這種會議或許是必要的，或者作為“最後正式批准由較低階的會議所達成的協議的場合”是有益的，但是，“最高階會議不是一個涉及細節的談判場合”。細節問題須由專職的專家透過悄悄的途徑予以處理。最高階會議總引起過度的希望和公眾的注意，因而就產生無根據的鬆懈、失望或緊張情緒，它會把個人威信、體面和政治權術的考慮注入到嚴重的國際爭端中去。
但是2月11日的討論認為，同蘇聯領導人的私人的、非正式的會談和舉行認真談判的最高階會議是有區別的。與會者一致認為，私人的、非正式的會談將有助於讓總統估量一下赫魯曉夫，直接探聽出赫魯曉夫對禁止核試驗和其他問題的觀點，獲得藉以判斷赫魯曉夫言行的第一手印象，並能夠比透過信件或比他的前任更清楚、更確切地表明我國將為之戰鬥的重大利益。這就是肯尼迪的“基本前提”，正如他後來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所闡述的那樣，即“聯絡渠道應該保持十分暢通”，“減少發生危險的機會”，防止他有生以來導致了三次戰爭的那種估計錯誤，並達成可以防止核戰爭，到時候還可以使冷戰緩和下來的某種諒解。
維也納
1961年6月3、4日，肯尼迪…赫魯曉夫在維也納的會晤對任何一方都既不是勝利也不是失敗。正如美國總統希望的那樣，它是有益的；也正如蘇聯主席後來所說的那樣，它是必要的。雙方都會同意，它不是一個什麼轉折點。
肯尼迪為了準備這次會談，把工作時間和業餘時間都花在回顧以往同赫魯曉夫進行的一切對話上，接見會晤過赫魯曉夫的人，研究他的政策和個人作風，深入地探討可能出現的每一問題的背景與雙方意見的細微差異。會晤前一天的晚上在巴黎以及在飛往維也納的途中，他繼續研究著，直至會晤前的最後一分鐘。
某些懷疑論者一直擔心，赫魯曉夫謀求這次會談是為了製造另一次國際事端。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雙方都是頑強而有禮的，在爭論中既很起勁而又是彬彬有禮的。一般說來，肯尼迪掌握著會談的主動權，他明確地提出議題，把扯離正題的討論拉歸本題，並迫使赫魯曉夫作出答覆。赫魯曉夫的發言通常極為冗長，而肯尼迪的講話一般總確切得多。雙方常常引證歷史和使用引文，雖然赫魯曉夫的語言更為有聲有色、更為生動活潑。儘管他們意見分歧，兩人之間卻產生了一種奇怪的和諧關係，這對於在以後的歲月裡繼續進行對話是很有幫助的。
只有在一日三餐時，他們才確實有機會閒談。第一天，肯尼迪在美國大使館舉行午宴。第二天，赫魯曉夫在蘇聯大使館舉行午宴。在這二次宴會之間的那天晚上，奧地利政府在維也納富麗堂皇的香布勞恩宮裡安排了豪華的晚宴和宴會後的芭蕾舞演出。（在招呼入座的混亂中，總統差點兒坐到了赫魯曉夫夫人的膝上，而部長會議主席則幾乎不斷地講著幽默的話，使傑奎琳感到很有趣，同時他還答應送她乘過宇宙飛船的狗所生的一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