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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大體上組成了新政府。他經常睡得很好，釣釣魚，打打高爾夫球，訪問了林登，B·約翰遜的牧場，還到紐約的劇院去看戲，並且同家人歡聚一番。他避開了一大批求職的人，推薦了學生時代同一寢室的夥伴、前格洛斯特市長本傑明·史密斯去填補他在參議院的席位。他把自己的公司股票和債券全部賣掉，把它們變成了政府債券。他閱讀了上二十本議論中肯而又令人愉快的書籍，批閱了數十份報告，並且一再跟他的日益增多的同事開會商討。為了爭取更廣泛的社會支援，他不僅拜訪了艾森豪威爾和尼克松，而且拜訪了赫伯特·胡佛、比利·格雷厄姆、勞工領袖們、農場主的領袖們、黑人領袖們以及其他許多人。他舉行了十九次各種形式的記者招待會。他跟林登·約翰遜以及國會兩院的主要民主黨人商談。他收閱定期的情報摘要，並同英國大使和德國副總理進行了會談，在就職之前他還要跟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會晤。
他的“辦公室”就在他當時居住的不論什麼住處的起居室或圖書室裡——在棕櫚灘、喬治城，或者在卡萊爾大飯店的樓頂房間裡，而且他的“辦公室”總是生氣勃勃的。在肯尼迪參議員接見一個可能被任命的人時，另一個人已等候在他的臥室裡。有時候，等著的還有一個要向當選總統作簡要彙報的助手和一個應邀前來看他的代表團。外面，新聞記者和特工人員群集著；裡面，電話鈴聲響個不停。
我曾記錄下一天下午他給我的指示（主要由於我為別的事碰巧在那裡），那可以說明他的活動範圍：
打電話給威斯納。……問問洛維特，菲斯克是否願意接受任命，在今天下午會議前把結果告訴我。……替肯·加爾布雷恩在農業部或別的什麼地方找個辦公室。……問問魯薩，斯普勞爾小組在什麼時候向白宮報到。……向臘斯克打聽一廠，同麥金尼比起來，讓麥科恩留任是否要好一些。……和眾議院議長核對一下海斯問題。……派小富蘭克林·D·羅斯福到菲律賓去了嗎？……查一查米爾斯的投票記錄。……徵求一下馬西的意見。……杜薩里擔任財政部的什麼職位好？……馬格納森要求在就職演說或者國情諮文中提出電視教育和海洋學方面的問題。……問問莫爾斯有關最低工資報告的事。
恰好在我再次跟當選總統一起開會的時候，我最後打給莫爾斯參議員的這個電話的回電來了——那時，莫爾斯正在紐約我出席聯合國的代表團裡——肯尼迪接了這個電話：“是的……他在這裡，總機嗎，電話由我來接。……我就是參議員肯尼迪，今天我替索倫森先生接電話。”
然而，同這種經常緊張的氣氛大不相同的是，制訂一個新的總統政綱的工作正在悄悄地進行著。這是一種異乎尋常的工作。自從1933年以後，還沒有一個民主黨人接替共和黨人做總統，這次接任是無先例可援的。換了別的總統，他可能會等著就職，而後，象1953年時那樣，指派一些研究小組，以便贏得時間和考慮問題。但是肯尼迪對他所擔負的使命卻有著不同的想法。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之前，有人問到，要是他當選總統，首先要乾的是什麼事。他回答說：“……要確定。有哪些未了的事務要辦；我們的議事日程應安排些什麼，並且，在1961年頭幾個月裡就把它們擺在美國人民的面前。”要做到這一點，就得在1960年最後幾個月裡作出非同尋常的努力。
1960年夏天，在他獲得提名之後，這位參議員就曾經相當公開地責成手下在競選後的過渡時期內發表一系列顧問委員會的報告：斯圖爾特·賽明頓主持寫的關於改組國防部的報告、艾德萊·史蒂文森主持寫的關於對外政策諸問題的報告、保羅·尼采主持寫的“超黨派的、代表兩黨的”關於國家安全措施的報告以及眾議員弗蘭克·史密斯主持寫的關於自然資源需求情況的報告。此外，艾夫里爾·哈里曼將到非洲去視察，參議員喬·克拉克和眾議員伊曼紐爾·塞勒則應準備一些民權方面的新議案。在競選剛開始時就宣佈進行以上一項項研究，這在政治和公共關係方面具有顯而易見的價值。
但是，在11月9日午後，公佈這些報告已經不再是政治和公共關係方面的問題了。作為制定各種新計劃和新政策的基礎，那就需要提出更多的研究報告了。公開的報告也是有用處的，它們可以作為試探政治氣候的氣球，還可以作為肯尼迪獲勝的勢頭仍在持續發展的公開的明證。
史蒂文森報告中常常涉及的幾個論題——包括對外經濟政策、剩餘糧食、非洲、美國新聞署、海外人事及裁軍問題等——全指定由史蒂文森的同事喬治·鮑爾和約翰·沙倫領導的幾個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