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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員回到旅館自己的房間裡，同傑奎琳和家庭成員團聚在一起他很平靜，既不象鮑勃那樣發怒，也不象本·史密斯那樣叫喊。但是他的失望情緒甚至在去歐洲之前已經不存在了——在那天晚間他同家人和朋友們舉行的一次喧譁和說笑話的晚餐會上，他的沮喪情緒已煙消雲散了。
第四章 總統職位的逐鹿者
約翰·F·肯尼迪希望有朝一日能成為合眾國的總統。
這個願望並非他在某一特定時刻突然動念的。它並非一樁壓倒一切其他興趣而使他著迷的事。它既不是從哥哥那兒繼承過來的，也不是由父親強加給他，或他在病中所激起的想法。他對參議員的生涯並非不滿意，也不是為了權力而醉心於權力。更不是為了自己而需要什麼榮譽。要是他始終得不到那個職位，他也不會感到上當受騙和灰心喪氣；而且在1956年那些使他有贏得這個職位的可能性的事情發生以前，他根本沒有把這件事提上他的時間表或就此制訂計劃。他競選這個職位並不是由於認為自己是在體現祖國的命運，也不是因為他對於未來有著某種宏偉的計劃。
1956年年初，約翰·肯尼迪對這個職位還沒有明確的意圖時，他曾對一個新聞記者說，“我料想凡是搞政治的人都想當總統。”他想當總統無非就是這個因素——還因為，正如他在1960年經常說的，“這個職位是行動的中心，是美國製度的主要動力和力量源泉”——也因為，正如他在1962年所說的，“你至少有機會對好些問題能有所作為……對這些問題，我作為一個父親或者一個公民，（反正）都會十分關心的……而且，如果你的所作所為是有益而成功的話，那末……這本身就是一件極大的快事。”
作為一個民主黨黨員，肯尼迪認為再讓共和黨執政四年將是災難性的。作為一個公民，他為自己國家在六十年代的趨向感到擔心。作為一個政治家和公僕，他象許多人那樣，渴望登上他這一職業的頂點。作為國會兩院的成員，他日益認識到，兩院所掌握的改進我們國家和社會的權力是多麼有限。他在競選運動中時常講的一句話最能扼要地說明他謀求總統職位的理由了：“因為我想把事情辦好。”
他父親告誡他說，總統職位之艱難繁忙，可能使它成為“世界上最壞的工作”。他回答說，這些問題總還是得由人來解決的。他知道這個職位的職責往往遭到苛求，並必須獨力承擔。可是，他對於自己，對於自己的判斷力和勇氣，對公共事務的學識，對於自己在參眾兩院的多年經驗，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經歷，以及在他同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政府首腦的交談中，都體現了自信心。在1960年的民主黨代表大會之前，他曾以通常的坦率精神對訪問他的一個記者說：“擔子是沉重的……〔然而〕這個職位總要有人去幹的。我是考慮去擔任這個職務的四，五名候選人之一。我認為我能勝任這個職務，我是以這樣的認識來爭取它的。”
私下裡，他甚至可以說得更直率些，他列舉出那些在他的同時代曾經擔任過或謀求過這個職位的人或者這時正在謀求這個職位的那四、五個人的姓名——這些人的才幹充其量也並不勝過他。至於在其他可能競選的人中，他認為約翰遜最有才幹，而賽明頓則是各派最可能一致接受的人選。他對他們兩個都有好感，都很尊重。對史蒂文森和漢弗萊也是如此。不過曾經兩度擔任黨的旗手的史蒂文森卻直截了當地說，他不想再競選了。而且肯尼迪還客觀地認為他自己獲得提名、當選並領導這個國家渡過一個危險時期的能力是超過所有這四個人的。
在這位參議員看來，共和黨的候選人也不是不能擊敗的。他於1957年寫道，理查德·尼克松將是一位“頑強、老練、精明的對手。……想打敗尼克松先生，要採取比謾罵性的宣告——就是他在乘車參加1961年總統就職遊行時可以看到的那類宣告——更進一步的手段。”但是他覺得尼克松志大才疏，其演說風度和過去的歷史都不足以在選民中激發起信心來。
這一切不是自視過高而是客觀現實。他對自己的不利條件如同對自己的有利條件一樣地客觀。往往，使記者們難以相信並使擁護者感到驚愕的是，他會當眾客觀地列舉出那些不利條件來。他知道從來沒有一個天主教徒曾經當選為美國總統，因為在美國的教徒中基督教新教徒佔有二比一以上的多數；從來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