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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國家干預經濟要解決財政經濟的嚴重困難，必須採取堅決措施，包括從制度上進行必要的改革。武帝先是用酷吏張湯，採取酷法手段，結果因違背了貨幣經濟的規律，濫改幣制而遭到了嚴重的失敗。元狩四年（前119）開始起用精通“輕重之術”的經濟專家。
“輕重”理論揭示了商品—貨幣交換關係具有“輕重”變化的特性：同一種商品，稀缺時價格就提高，此為“重”；過剩時價格就下降，此為“輕”。輕與重圍繞市場需求的漲落變化而變化。孔僅、東郭咸陽、桑弘羊等人管理財政，號稱“理財三傑”，他們都出身於大工商業主之家。漢武帝重用理財三傑，採用“輕重”理論，進一步把財權收歸中央，從四個方面進行財政改革：
統一貨幣。漢初，允許郡國鑄造貨幣，民間私自鑄幣也不禁止，貨幣制度十分混亂。為徹底解決幣制問題，元鼎四年（前113），漢武帝下令將鑄幣權收歸中央，禁止郡國鑄錢，銅送中央，指定由“上林三寶”鑄錢，即由掌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屬均輸、鍾官、辨銅三官統一鑄造，稱為“三官錢”或“上林錢”。
鹽鐵官營。鹽鐵是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但漢初，鹽鐵是由私人經營的，國家僅設官收稅，不問其餘。特別是文帝時期，對鹽鐵經營完全放任自流。
元狩五年（前118），桑弘羊等三人提出了一個鹽鐵官營專賣計劃。這個計劃提出後，遭到不少人的反對。但是漢武帝態度十分堅決，不理睬反對意見，於元狩六年（前117），下令在全國實行鹽鐵官營。
置均輸，行平準。為了增加漢廷的財政收入，打擊商賈隨意哄抬物價，元鼎二年（前115），任大農丞的桑弘羊試行均輸法。所謂均輸，是國家透過稅收、徵購、調集糧食、布帛等基本生活資料，根據市場需求變化組織商品流通的體制。原來漢法規定，各郡國每年要向漢廷進奉一定的貢物，稱之為貢獻。這些貢物往來運輸煩雜，因此在郡國設定均輸官，負責將所需貢物及時運往京師，儲於大司農供官需；將不需要的物品運到價格較貴的地區出售，所得錢財上繳大司農，既減省郡國運輸貢物的負擔，又可以增加漢廷財政收入，還調節了各地區之間的需求，是很合算的。
桑弘羊還奏請在京師設定平準官，實行“平準”制度。“平準”是與“均輸”配套並行的制度，它是國家控制各種商品的銷售，平抑物價的制度。“平準”制度是國家實行全面的商業壟斷。平準官利用均輸官儲存起來的物資，根據市場上的物價變化：當某種商品漲價時，就拋售；當某種商品跌價時，就大量購入，以此平抑和穩定物價，調控市場，打擊牟取暴利的富商大賈。
鹽鐵官營、均輸、平準三大政策，都是漢武帝實行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措施。一方面，打擊了商賈的投機，而且解決了政府的財政困難。另一方面，也給人民帶來諸多不便。由於官辦企業經營管理不善，產品往往質量低劣；均輸平準也不一定達到制止物價“騰躍”的目的，“輕賈奸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這正是官商必然出現的弊病。
徵收算緡，鼓勵告緡。元狩四年（前119），漢武帝又下令徵收算緡錢。這是對工商業者徵收的資產稅。“緡”，指用繩子串起來的銅錢，1000錢1串，稱為1緡。算緡令的頒行，對商人的打擊和限制最重，大大增加了商人的負擔。許多商人、豪富匿財不報。元狩六年（前117），武帝又下達告緡令，以告發隱瞞資產不報，或者呈報不實者。漢武帝使楊可主持告緡，被告發者一經查實即沒收其財物。元鼎三年（前114），漢廷加緊推行告緡令，規定凡能告發隱匿資產及呈報資產不實的，將分給所沒收資產的半數以資獎勵，一時“楊可告緡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賈，大多數都被告發。於是，漢廷分派官員到各郡國收繳緡錢，沒收數以億計的財物、成千上萬的奴婢，以及大量的田宅。告緡令前後實行四年，至元封元年（前110）停止。這是自漢初實行“抑商”政策以來，在經濟領域對商人打擊最重的一次，使工商業的發展受到了壓抑。
上述經濟政策的調整，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限制和打擊諸侯王、富商大賈的效果，使瀕於崩潰的西漢政府的經濟得以恢復，為加強中央集權提供了物質基礎，並保證了反擊匈奴戰爭的勝利，還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大土地兼併，使流亡農民以某種方式重新與土地結合起來，其進步作用是應當肯定的。但是，西漢中央集權的經濟結構轉型，也加速了官僚機構的腐敗，其消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外交上：漢通西域
漢時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