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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宣帝以前,基本上實行的是“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方略。到元帝時期,開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單崇儒家,純任德教,治國完全以經學為指導,選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標準。為什麼元帝摒棄主張嚴刑峻法的“霸術”,而改用“以柔治國”、強調“教化”的儒術呢?
元帝“純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經學修養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即土地兼併日趨加劇,農民紛紛破產,有的投入田莊淪為佃客和奴隸,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為假田農民(國家佃農),有的成為流民,||而這些人原來所承擔的租稅賦役,又都轉嫁給編戶齊民,即自耕農身上。再加上政治腐敗,官吏貪殘,天災頻繁,各地不斷暴發反抗西漢統治的鬥爭。所以,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統治者只好放棄“霸術”,純任德教,以期緩和社會矛盾。這種方略的改變,是由元帝提出並加以實施的。
在實行“教化”的儒術方面,元帝採取瞭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學。元帝即位當年,即採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孫孔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這是以皇帝名義奉祀孔子的重大舉措,孔霸被封為關內侯,賜食邑800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斤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兩次穿素服去弔祭,賜給東園秘器錢帛,贈予列侯禮安葬,諡號“烈君”。初元二年(前47),起用師傅蕭望之,賜爵關內侯,食邑800戶。夏侯勝卒後,“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萬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尊崇帝師的社會效應,必然導致人心向儒,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會地位。
以儒家標準選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學博士弟子數量,由宣帝時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對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試,考試合格者,即可授以相應的官職。因此,當時社會上流傳著這樣的話:“遺子黃金滿籯(yíng,竹籠),不如一經。”儒學宗師夏侯勝也常常教導他的弟子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見讀儒經做官,已成為當時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徑。
在元帝用儒方針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經學相矜尚,儒生布滿朝廷上下,他們或位至公卿,或為地方長官。郭沫若說:“元、成以後……明經逐漸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出現了‘州牧郡守,家世傳業’的經術世家。”而大批儒生進入政界後,又必然會把儒家理念施之於政事。
以經義為本,治國施政。元帝即位後,摒棄了宣帝霸王之道相雜的政治,釋出的各項政令以及詔書,多引經為據。質問大臣,則窮究“經義何以處之”;大臣執法,則要求其“順經術意”;如果大臣奏議上的語言不符合經義,則必然遭到嚴厲的批評。元帝的好儒,並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諸實施。
由於利祿的誘惑,傳授、研習儒家經學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自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以來,到了元帝時期,經學才真正昌西漢印花敷彩絳紅紗袍
盛起來。正是由於以儒家仁義之道為治國指導思想,才使得業以動盪的社會又暫時平靜下來,西漢王朝才沒有即刻崩潰,而又苟延殘喘了幾十年。
不過,漢元帝以儒治國也留下了負面影響。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評價元帝廣用儒生之事說:“自是以後,漢無剛正之士,遂舉社稷以奉人。”同時,以經取士固然為漢王朝選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決定了許多人讀經即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後,往往不是盡忠守職而只圖保持祿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為官,為官者不能為治,士與吏截然兩途,這不能不影響到西漢後期各級政權的效能,給當時的社會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尤其是,元帝強調以經取士,使一些只知書本、而不省吏事的“書呆子”也被選進了各級政府機構。
偶幸“家人子”五鳳元年(前57)正月,太子劉姡�18歲,宣帝為他舉行了冠禮,這標誌他已成年了。五鳳四年(前54),他最愛的司馬良娣病死了。臨死前,她哽咽著對太子說:“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寵愛,妒忌詛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劉姡Ф源聳�窒嘈牛�蚨��叱杉玻�潑撇煥鄭�閹�屑ф�季苤�磐狻�
王皇后對此焦慮不安,趕快報告給漢宣帝。宣帝聽說太子遷怒於眾位姬妾,也不好強拗其意,為了使兒子重新振作起來,便讓王皇后從自己宮中挑選一些可令太子歡娛的宮女,以順暢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