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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決一死戰。”這份電報公開表明，為了抗日，紅軍的紅帽子要換成“國民黨帽子”了。大敵當前，國共同仇，盧溝橋的槍聲，促使了蔣介石和毛澤東迅速接近——儘管他們之間還有著這樣那樣的分歧。
日本內閣會議則在七月十一日發表就盧溝橋事變作出的決定：“這次事件，完全是中國方面有計劃的武裝抗日，已無懷疑的餘地。我們認為，不但必須最迅速地恢復華北的治安，並且有必要使中國對非法行為，特別是排日、侮日行為，表示道歉……”日本內閣的顛倒黑白的決定，在中國激起了公憤。
八月十三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來到了國民政府的“夏都”——廬山。
這時，廬山上大員、名流雲集，內中許多人胸前彆著圓形白底藍色“五老峰”徽章。這特殊的徽章，是特殊會議的特殊通行證。這特殊的會議名曰“廬山談話會”。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中央要員、國民政府高階官員、各界名流，共二百三十一人。談話會在廬山牯嶺市街附近的牯嶺圖書館大禮堂裡舉行。會議由蔣介石、汪精衛主持。
雖說周恩來上了山，如他所言：“廬山談話會的時候，共產黨沒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個人不露面，是秘密的。”周恩來還說，這個談話會“不是大家坐下來開圓桌會議，一道商量，而是以國民黨做主人，請大家談話一番”。戰火正在山下燃燒，抗日成了廬山談話會的中心議題。就連國民黨內的親日派頭目汪精衛，此時在談話會上也大談抗日：自“九一八”以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成為全國一致的口號……最近盧溝橋事件突發，危急情況更加嚴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誠團結，將全國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蔣介石—周恩來廬山會談 2
在宴會上汪精衛還發表了一通十分動聽的祝酒詞：我們現在耳朵裡聽著盧溝橋的炮聲，眼睛裡見著前線戰士的拼命與戰地人民的受苦，實在沒有可以開顏相向的理由，但是想起在環境艱苦中，培養元氣，生機不斷，精神不死，實在可使我們感激奮發。謹此理由，滿舉一杯，祝各位先生健康。引自徐炳升《一九三七年廬山談話見聞》，《上海文史資料》，第四十四輯。蔣介石呢？七月十七日，他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演說，有這一段話，在當時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如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這段蔣介石語錄，當時寫遍中國的大街小巷。這是蔣介石對於抗日的最明確的表態。也就在這次演說中，蔣介石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倒十分真實：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承認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的力量要有忠實的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
蔣介石這段話，說了自己為什麼“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即“不抵抗主義”的原因。蔣介石的另一段話，說出了這次採取抗日態度的原因：我們的東四省東四省當時是指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我們五百年故都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也將成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變成了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的整個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蔣介石這番演講，極為重要，表明他抗日的決心。照理，這一回廬山國共談判應該順利，卻出乎意料變得異常艱難。談判在蔣介石、邵力子、張沖和周恩來、博古、林伯渠之間進行。周恩來帶著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上山，蔣介石改了兩句，卻又扔在一邊。蔣介石在許多問題上“加價”，弄得周恩來頗為為難。內中最明顯的是關於紅軍改編後的指揮權問題。上一回，蔣介石提出紅軍改編之後，由“政訓處”指揮。周恩來當即表示疑惑不解，問道：“委員長，政訓處何能指揮部隊？”蔣介石傲然道：“我是革命領袖，我要他們指揮，他們就能指揮。”這一回，蔣介石又改口說：“政治機關只管聯絡，無權指揮。可以周恩來為主任，毛澤東為副主任。”顯而易見，蔣介石故意提出的“周正毛副”，這是中共所無法接受的。周恩來無奈，在山上給蔣介石寫了一信：“此與來（注：周恩來自稱）上次在廬所面聆及歸陝向黨中諸同志所面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