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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三月十四日。蔣介石一見周恩來，打哈哈，說道：“兩月多未見面，由於事忙，參政會前，因不便未見。”“現在開完會，可以談談。”由於翌日周恩來有一電報給毛澤東，彙報與蔣介石見面的情況，所以如今可以從那份電報中查到蔣介石的原話。
周恩來寫道：“蔣談話目的在和緩對立空氣，粉飾表面。”蔣介石問起了毛澤東，向周恩來打聽毛澤東的意圖。周恩來寫道：“（蔣）問延安有否電來，我答沒有。他要我電延，問最近意見。我告他，問題總要解決才有辦法。”然而，當週恩來一提起“新四軍事件”（即皖南事變），蔣介石便“置不答”。於是，周恩來只能就一些小問題跟蔣介石談談，諸如發軍餉、《新華日報》的發行等等。周恩來問起了葉挺。他說：“聞葉希夷已到，我要見他。”蔣介石即答：“尚未到。當去查。如到，可見他。”話不投機，雙方敷衍著，冷冷地談了半個多小時就結束了。倒是宋美齡出面，說是下星期請周恩來吃飯。這樣，蔣介石總算跟周恩來見了面。
周恩來在致毛澤東的電報中，如此估價蔣介石的這一次會見：“其法寶仍是壓、嚇、哄三字。壓已困難，嚇又無效，現在正走著哄字。”
在接到周恩來電報的當天，毛澤東便從延安覆電。毛澤東並不完全同意周恩來的分析。毛澤東指出：“蔣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讓步以謀妥協之意，因國內外形勢不容許他不讓步。”看來，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判斷，比周恩來更正確些。
十一天後──三月二十五日，由宋美齡出面宴請周恩來、鄧穎超，由蔣介石、賀耀祖、張衝作陪。既然是“夫人外交”，又是“餐桌談判”，氣氛自然輕鬆得多。一邊頻頻勸酒，一邊“討價還價”。論酒量，蔣介石根本不是周恩來的對手；論談判，蔣介石也略輸周恩來一籌。
周恩來剛剛離開宴席，便給毛澤東發電報：“今天見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輕微緩和，實際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緩和的事。”不管怎麼說，這一回宴請，表明國共關係從大破裂的危險境地挽回了，從冰點開始回升了，從雨雪交加轉為陰天，從怒目圓睜到略帶微笑。從此，皖南事變掀起的軒然大波，終於得以漸漸平復。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寫了黨內指示檔案《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毛澤東總結了蔣介石的手法，曰“一打一拉”。毛澤東這樣刻畫蔣介石：“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變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種地步，又不願意最後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政策。”毛澤東指出，中共要用這樣的方針對付蔣介石的“一打一拉”：“我黨的方針，便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打對打，以拉對拉，這就是革命的兩面政策。”毛澤東強調：“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戰，需要一整套的戰術，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既然要“以拉對拉”，蔣介石在“拉”中共了，毛澤東也就來了個“拉”蔣。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葉劍英共同署名的一份中共內部檔案，明確指出：“目前我黨方針是拉蔣抗戰。”毛澤東在七月八日致劉少奇的電報中，則這樣概括蔣介石的方針和中共的對策：“乘機取利，制日製共，是蔣的方針。因此我們對蔣還是既不讓又不攻的方針。”成天跟蔣介石打交道，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剖析，可以說入木三分了。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
蔣介石“拉”毛澤東，毛澤東“以拉對拉”，也“拉”蔣介石一把。國共關係也就在這你“拉”我“拉”之中，得以緩和。不過，這時的國共關係，不冷也不熱，不好也不壞。就在這時節，兩樁在凌晨發生的突然事件，改變了世界的格局。一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凌晨四時，一百九十個師、三千七百多輛坦克、四千九百多架飛機、一百九十多艘艦艇，趁著人們正在酣睡的時刻，突然朝蘇聯撲來。一個半小時之後，即清晨五時三十分，德國駐蘇聯大使這才在莫斯科向蘇聯政府遞交了宣戰書……二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凌晨，大批日本飛機突然飛臨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主要海空軍基地珍珠港，擊毀擊傷美機二百六十多架，美艦十八艘。翌日，美國對日本宣戰。同日，英國對日本宣戰。這兩樁發生在凌晨的“不宣而戰”的事件，導致德國、日本、義大利和美國、英國、蘇聯的公開對抗。既然中國是日本的敵國，中國也就成了美、英、蘇的盟友。
十二月八日凌晨，正在重慶郊區黃山鄉別墅的蔣介石接到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的電話，獲知日軍偷襲珍珠港，急急忙忙趕往重慶。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