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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一樣四處飛翔。
張抗拉和池莉對筆下的女性都傾注了自己的感情，雖然作女卓爾屢屢出軌，令人不可思議，但張抗抗的筆端帶著理解和讚許。而另一個渴望家庭、婚姻、男人的陶桃是個淑女，張抗抗卻把她的命運寫得比較悲慘，甚至處於被男性耍弄的尷尬處境。這表明張抗抗是在“揚作抑淑”的。池莉的小說沒有出現作女這樣的女性，但池莉顯然是對淑女有一種熱愛，這不僅因為《水與火的纏綿》是一部仿自傳的小說，它的傾向自然回落在曾芒芒身上。更重要的是池莉的小說一直在塑造賢淑型的知識分子，把它作為一種理想的女性來描摹。對作女和淑女的不同態度，也可以說是兩個女作家不同價值的體現，更說明如今文學的多元和豐富。張抗抗和池莉兩位作家的經歷不同，背景也不一致，兩部小說人物也似乎有些對立，但都以男人作為自己的參照物件。曾芒芒的成長和成功是和高勇、鄺園、常聲遠這三個不同型別的男人分不開的，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刺激了曾芒芒的成熟。《作女》中的卓爾也分別和三個男人有著錯誤複雜的干係，劉博、老喬、鄭達磊這三位與池莉小說中的常聲遠、鄺園、高勇有著天然的對應關係。鄺園似乎是《作女》的老喬，而高勇尤其是發達以後的高勇與《作女》的鄭總鄭達磊也有些不謀而合。
對待三個男人的態度也構成了兩部小說價值取向的差異。作為金錢象徵的老喬和鄺園，被作女卓爾和淑女芒芒不約而同拋棄了。但卓爾拋棄的劉博卻是曾芒芒心儀依舊的常聲遠，劉博和常聲遠都是旅居海外的知識分子型別，有高雅的談吐和淵博的學識。但卓爾認為這類人過於保守，過於按部就班，因而果斷地和劉博離婚。曾芒芒厭棄的丈夫高勇和《作女》中的鄭達磊頗為相似，因為這兩個男人都喜歡“作”。但卓爾似乎沒曾芒芒那麼討厭他們，甚至有些偏愛。在《作女》中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就是卓爾從不把男人帶到自己的床上做愛，但居然鬼使神差地和鄭達磊在自己的床上雲雨纏綿，這說明卓爾潛意識裡對鄭達磊還是動心、動情的。
《作女》和《水與火的纏綿》還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女主人公都有一種迴歸自然、超脫塵世的幻想。卓爾因為要去南極探險，丟棄了工作，曾芒芒則對常聲遠的環保事業充滿嚮往，小說結尾便是曾芒芒要求常聲遠帶她一90VIEWPOINTVOICEOFCHINA起去長江保護白鰭豚。無論是作女還是淑女都有一種烏托邦的衝動，這種衝動是人的理想主義的一種現實表達。當曾芒芒投身常聲遠的環保事業時，我們似乎看到了淑女亦有“作”的一面。其實，女人不是平面的單一的透明體，她是水與火的共同體，當她表現賢淑、寧靜的一面時，可能像水一樣優美、恬淡。她表現熱情、瀟灑的一面時，可能像火一樣熱烈、奔放。只是傳統的觀念在塑造淑女，而現代的觀念要求靜如清水，動如火焰。
2002年7月
第25節 革命與婚外戀
在20世紀30年代，流行過“革命十愛情”的小說模式，最著名的是巴金的《愛情三部曲》。《愛情三部曲》中那些充滿激情的青年男女無疑都對革命充滿了嚮往和獻身的渴望，雖然這些青年男女對革命的理解是模糊而不具體的，但巴金的小說在青年中產生過巨大的影響。
革命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字眼，當它和愛情聯絡在一起時，便放射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二十世紀以來，革命成為文學的重要主題，不僅無產階級文學陣營裡的作家描寫革命主題，甚至小資產階級作家，乃至資產階級作家也大量涉及革命的主題。連三角戀愛小說專家張資平也不時地寫到革命。
李澤厚先生在九十年代曾經提出“告別革命”的著名論斷，引起了極大的爭議。李澤厚的“告別”只是一廂情願的，或者只是他個人的選擇而已。革命在一個階級分化的社會里永不會泯滅，它是人們與愛情一樣永遠存在的衝動。最近，讀到了一部阿根廷的長篇小說《褻瀆愛情》，發現即使在一個商業經濟是主流話語的社會里，愛情和革命仍然會碰撞出美麗動人的火花，哪怕像流星一樣短暫，可瞬間的璀璨依然耀眼。
《褻瀆愛情》的標題表明這是一部帶有道德勸喻的小說，作家以生動、優美的筆觸描述了一箇中年男人的婚外戀故事。這是一個男人在“四十七歲”新生的故事。“新生”本身是帶有革命色彩的一個詞，正像小說中所說的那樣，人到四十七歲是不可能重生的，可小說中的“我”卻渴望再生。甚至將這種再生比喻成難產的嬰兒那樣，“經受輕微的壓力，忍住一定的痛苦”，“光線會刺激我的眼睛，嘈雜和喧鬧會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