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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了，而很多國外的影視和話劇就沒有翻譯的必要了？這實際上說明了導演們對漢語的不自信，潛意識裡是對當下漢文化的自卑心理。照此下去，出現一部中國人講英語而漢語成為字幕的電影將不會是新聞，因為這樣更易於與國際“接軌”，而省去了翻譯過程中資訊的損耗，且有助於國人學習外語。
電影人妖化出現的原因非常複雜，它對中國電影的得失這裡也不行作詳細探討。有一點則是無疑的，如果早期是為了攀登世界電影高峰，那今天更是受制於金錢這根魔棒了。在計劃經濟的年代裡，電影的商品屬性不明晰，而今天電影的票房價值誰也不能忽略。而出口轉內銷是最好的捷徑：現在國外得獎或受注目，然後返回國內，名利雙收。張藝謀這麼幹了，陳凱歌這麼幹了，連天才姜文也這麼幹了，想成事似乎都逃不了這個怪。倘能成功也不枉“人妖”一場，可悲的是那些也人啊也妖啊的一番，最終成不了正果，對得起誰呀？
這兩年張藝謀先後導演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其人妖的商業化傾向已經毫不掩飾，武俠作為功夫片在西方一直是瞭解中國的一個文化誤區，張藝謀走到今天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第18節 文學不是小毛驢
張藝謀曾在《新民晚報》上撰過一文，叫《文學馱著電影走》，讓人讀了以後心裡頗不是滋味，文學怎的會“馱著”電影走呢？電影的腿斷了？還是電影本來就沒有腿？如果沒有腿，電影是怎麼走過來的？如果有腿，這腿是怎麼殘廢的？是一級殘廢還是二級殘廢？
張藝謀撰寫這篇短文，從他個人的感情出發是沒有貶低文學的意思，甚至是為了表達對文學的感激之情，是為了表示對那些甘做人梯的小說家的感激之情，因為張藝謀的成功秘訣雖然很多，有一條是一目瞭然的，就是他的電影劇本除《古今大戰秦俑情》這樣的閒作外，其他的片子都是在現成的小說基礎上編導而成。他主演的《老井》根據鄭義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他首導並獲金熊殊榮的《紅高粱》取材於莫言的“紅高粱”系列小說，《菊豆》是劉恆的《伏羲伏羲》並由劉恆執綱擔當編劇，《大紅燈籠高高掛》是蘇童的《妻妾成群》，《秋菊打官司》是陳源斌的《萬家訴訟》，《活著》是餘華的同名小說，新近的《搖啊搖啊搖到外婆橋》是李曉的《門規》。張藝謀細數一下，是要感激這些辛勤耕耘的小說家，不過馱字實在用得不妥，文學不是牛馬，既不是如來佛的坐騎，也不是阿凡提的小毛驢。
或許他意識到了什麼，或許他該有些愧疚，他想透過文字來感激那些小說家，來表示他的歉意，但是他的幽默還是暴露了他以電影自高自大的車把式意識，還在無意中將文學當作“牲口”對待，這不能不讓人憤怒和感慨。
他的本意或許是想歌頌小說和文學的奉獻精神，可這種歌頌與其說是歌頌還不如說是嘲弄，至少也是以一種君臨的口吻對作家說話的，是以上級對下級的口吻來表揚作家和文學的，文學的馱態是位於他人腿之下的，是“俯首甘為”，而不是“橫眉冷對”。這馱字，還表現為僱傭與被僱傭的關係。因為電影被文學馱著走。電影當然是僱主，而文學顯然是被僱傭的牲口，連計程車司機也不是，因為計程車馱人馱物是“載”，而不是馱。只有做牛做馬做騾做驢，才會是馱字。電影導爺們，你們的腿不好使，小說家可以扶上馬，送一程，但千萬不要把文學看作動物，也不要把小說家看作牲口。王朔說千萬不要把我當人，是對領導這些冒號說的，不是對你們這些同行說的，否則真有點“相煎太急了”。
乍看起來，這只是一個筆誤或用詞不當的問題，可若認真考察一下，非也，乃張導的真心話也。張導這些年用文學用作家著實是夠狠了點，讓小說家吃的是草，擠的卻是奶。1993年張導一手導演的“武則天事件”便是把小說家當牛馬使的一個絕妙例證。因為沒有描寫武則天的好小說，而張藝謀又要拍這部“獻禮片”，他只好想到了他的座騎——可愛的文學，可愛的小說，可愛的小說家們，讓小說家撰寫小說供他享用。電影導演請小說家擔任編劇，編寫劇本是很正常的，是正常的商業關係，你出錢，我出力，可張導做得過了點，他一下子找了四五個小說家，而且這些小說家相互之間並沒有通氣，那感覺有點像幾頭騾馬在拉著一輛大車似的，張導便是那掌鞭的“錢廣”（文革期間一部叫《青松嶺》影片裡的車把式）。張導這麼做的目的無非是想集眾人的智慧，共創武則天的輝煌。遺憾的是他對小說家缺少應有的尊重，他太蔑視文學了，這是要受到報應的。
文學與電影相比，雖是兩個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