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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有時恰恰是擺脫理性羈絆之後的狀態。當然，無厘頭也不是什麼真正的自由，無厘頭文化的產生恰恰是為了迎合觀眾的需要，而觀眾的需要又是商業社會的真正目的。從1997年開始，國內電視臺競相出現了“綜藝節目”熱，影響較大的是《快樂大本營》、《歡樂總動員》以及《玫瑰之約》、《非常男女》等節目，它們像一股旋風捲過各地的黃金時段，以較高的收視率贏得大量的廣告。在電視界有“要想發，上綜藝”、“綜藝早，效率好”的說法，“綜藝”成了電視臺的救命稻草。雖然中央電視臺在十多年前就有《正大綜藝》這樣以綜藝命名的欄目，也獲得較高的聲譽和收視率，一度還成為金牌欄目。可等綜藝旋風颳起來的時候，《正大綜藝》很快就被這些無厘頭掠去風頭，顯得“朝去暮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了。
這些綜藝節目其實正是周星馳無厘頭文化的翻版，只需明星的面孔，忽略明星的演技，只需觀眾的笑聲，不需要整體的統一，只需要熱鬧，不需要思考。“男女”也是綜藝永久不衰的話題，古典文學高度美化的“一見鍾情”，被電視演繹成“速配”，雖然形式都是一樣的，但被表演，被包裝，被誇張了的“一見鍾情”和人們期待的心有靈犀卻境界迥異。“愛一個人需要理由嗎？”、“愛一個人不需要理由嗎？”正成為“速配”的流行詞，明星的醜態和百姓的明星態正是這類綜藝節目的賣點。一些過去視為“無聊”的話語、視為私語的話題在大眾場合廣而告之地釋出，被當作佐料娛樂人們的生活。
有趣的是我讀到了2000年度最佳綜藝節目主持人胡瓜的評語，是那樣的具有文學性，甚至體例和格局也是模仿瑞典皇家學院的授獎詞——遊刃於愛與性的經典話題，在敏感與禁忌之間找到絕佳的平衡點；詼諧熱烈的現場氣氛全仗於主持人默契的排程，在遊戲之間直指人性的深處。
胡瓜主持《連環槍》、《鑽石舞臺》、《非常男女》等欄目成為綜藝節目的一面旗幟，胡瓜對綜藝節目的貢獻也是形成一套自有特點的“胡瓜文化”。胡瓜成為綜藝主持人的偶像，講話的語氣、手勢也常常被模仿、被克隆，他和周星馳一起推動了90年代無厘頭文化的發展。但上述來自網上對胡瓜和高怡平《非常男女》的評語卻一點也不搞笑，甚至有點經院色彩，是不是需要判斷的時候，哪怕再無厘頭再搞笑也要拿出端出理性的面孔呢？
4。淚水不等於悲劇
2003年的春節晚會又出現了倪萍，倪萍這個在CCTV最能賺取觀眾淚水的主持人和她的黃金搭檔趙忠祥息影春節晚會兩年了，此番東山再起，理由便是春節晚會需要賺取觀眾的淚水。2003年春節晚會上的倪萍究竟賺取了多少觀眾的淚水不得而知，但晚會的編導者能夠意識到賺取淚水也是電視的效應，表明偽悲劇在今日的電視中也是不可放棄的秘密武器。
賺取淚水和賺取笑聲都是眼球經濟時代的兩種策略，儘管前者以悲的方式出現後者以喜的方式出現，但作為電視的製片人獲得的效應是一致的，都是上揚本臺、本節目的收視率。當觀眾的眼球變成贏利的目標時，淚水和笑聲與“直指人性的深處”就不一定有必然的聯絡。悲劇和無厘頭也不是什麼理性與反理性的區別，而是在什麼時段能否抓住觀眾的眼球，能否賺取收視率的區別。黃金時段的收視率之爭，讓電視臺之間的競爭激烈得像沒有硝煙的戰爭，安排節目、插播節目往往會視對手的動作採取對策。週末是觀眾最多的時候，週末也成了兵家必爭之時，只要能夠獲取最大的收視率，淚水也罷，笑聲也罷，因而週末往往是各類綜藝節目雲集的時間。
電視的綜藝化傾向現在已經向新聞節目腐蝕，原先一本正經的新聞主播如今已經不是正襟危坐的照著稿子播新聞了，“說新聞”其實是新聞綜藝化的表現；新聞主播輕鬆詼諧地評說著各種國際新聞，像評說左鄰右舍隔壁老張家發生的什麼趣事似的，當年的那種宏大敘事的嚴肅不見了，新聞也變得親切、自然起來，當然也有些無厘頭了。加拿大一家電視臺的《赤裸的新聞》和俄羅斯一電視臺的“無上裝播出”，可以說把新聞的綜藝推向了極致。《赤裸的新聞）男女主播剛進演播室的時候，還衣冠楚楚，可一會兒像變戲法似的，兩個人就一絲不掛。《赤裸的新聞》在加拿大收視率極高，不僅超過了新聞節目，也超過了綜藝節目。這類極端的做法，其實是將新聞也無厘頭了。主持人的赤裸與新聞的真實沒有必然的聯絡，赤裸的男女同樣可以播出虛假的新聞，而穿戴嚴實的播音員播出的新聞也可能是高度真實的。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將人的性及政治的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