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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第一流的演員和節目，一出手就吸引了全國觀眾的視線，獲得了很大成功。
由於1983年春節晚會的成功，1984年的春節聯歡晚會在全國引起了轟動，一時間好評如潮。春節聯歡晚會的模式也基本形成：茶座式、主持人串聯、歌舞穿插等，之後的晚會基本沒能掙脫最早的模式。有趣的是，隨著1983年春節晚會的成功，1984年的電視機的銷售也異常火暴，很多人家在春節前購買電視機，就是為了能看到春節聯歡晚會。電視機的普及，又使春節聯歡晚會深入到千家萬戶。這與黃一鶴導演最初的設想是一致的。
黃一鶴導演在籌劃1983年春節晚會時就說，要把春節聯歡晚會辦成一個“年年都叫得響的金牌節目”。黃一鶴導演的設想輕而易舉地就實現了，甚至被超越了，CCTV的春節聯歡晚會在第一年就打破了所有節目的最高收視率，而且成了中國電視節目的“王中王”，幾億人民在除夕之夜同看一臺晚會，這在中外電視史上也是空前的。更重要的是，春節聯歡晚會出現之日起，就不只是CCTV一個電視臺的一臺晚會，而是一種文化，是融傳統文化與娛樂文化於一體的新世俗文化，春節晚會年年看，年年看來年年煩。它已經成為中國傳統節日——春節的一部分。設想，如果哪一年中央電視臺不舉行春節聯歡晚會，肯定會有無數的中國人感到這個年過得不像“年”。這是春節聯歡晚會編導們值得自豪和驕傲的，有人把它上升到“新民俗”角度來研究。雖然稱之為“新民俗”有些為時尚早，是帶有前瞻性和預付性的美譽，但春節聯歡晚會現象的形成委實是件不易的事。幾十年來，我們曾經試圖將很多有價值、有思想的活動深入人心使之成為“民俗”，但很快都隨著運動的結束而結束，成為匆匆的文化過客。而春節聯歡晚會居然在近二十年內經久不衰，箇中的意味是很值得探究的。
春節晚會與中國足球
春節聯歡晚會雖然一炮打響，一舉成名，但對春節聯歡晚會的評價一開始就備受輿論的關注，眾說紛紜，成為全國人民議論的焦點。
1985年，導演黃一鶴試圖創新，第一次將晚會放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搞。兩個籃球場大的舞臺，高臺樓閣、小橋流水、燈光閃爍。演員陣容也較前兩年強大，香港的汪明荃、羅文。斑斑，臺灣的朱宛宜等。音響也直接從香港運來，因運輸不便，從20噸減為8噸，但晚會一開始就亂糟糟的，電視螢幕上黑壓壓的一片，很不明亮。留學美國的陳沖說了句“你們中國人”更是犯了眾怒。晚會還沒結束，就有人打電話批評這是一臺糟糕的晚會。“場面亂糟糟，港臺味太濃，新節目太少”，批評信從全國各地雪片似地飛來。領導層反響也很大，據當時的廣電部副部長謝文清說：“別提了，初一在大會堂團拜，上至中央領導下至一般幹部，每個人都劈頭蓋臉地質問‘你們搞的什麼晚會？’我無地自容。團拜會上一個主要的話題就是昨天糟糕的晚會。”事後，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節目中專門播出一條“本臺節目”，公開承認錯誤，接受觀眾批評，表示要認真檢查，努力改進。1985年的春節晚會成了晚會史上的滑鐵盧。
多次春節聯歡晚會的主持人倪萍
有了這樣的教訓之後，春節聯歡晚會也就不敢輕舉妄動。之後，導演雖然不斷換，創新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但晚會的大格局至今未變，變也只是個別節目和個別人物的調整，並沒有大的變異。但對春節聯歡晚會的議論卻一浪高過一浪，人人都看幾乎又人人口誅筆伐。有人說中國足球終於找到了患難兄弟，這就是中國中央電視臺的春節晚會，仔細想想，也確實有很多共同之處。
首先是教練／導演。眾所周知，“中國國家足球隊教練”這個稱號是一頂不折不扣的“荊棘王冠”，雖然戴上它立即就會“天下無人不識君”，然而出的這“名”是美名還是惡名呢？黯然離去的霍頓們心中最為清楚。同樣，這幾年春節聯歡晚會的導演，雖然沒有像曾雪麟、年維泗那樣收到過上吊繩子、刀片，但在此起彼伏的不滿、嘲諷聲中，日子恐怕也不好過。今年孟欣、倪萍兩位女將又競崗應標，明顯是對“大鬍子”們的趣味不滿意，讓“女足”教頭當主教練了，或許有一天，春節晚會也會請來洋導演的。
其次是花了大錢辦不好事兒。中國男足隊員的高薪金一直是輿論的討伐物件，養個足球隊得淌水似地花銀子。春節聯歡晚會的開銷也一年比一年看高，是不是全由中央電視臺出？不知道。反正開始有人指責春節聯歡晚會“不負責任地花納稅人的錢。”
再次是比賽／演出前的神秘感。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