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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頭人自然也是一種身份和角色，它是兒時遊戲指派的，它的表情要求是：我們都是木頭人，不許說話不許動，看誰的立場最堅定。電視這一媒體一出現，便迅速成為大眾文化的集大成者，它的視覺閱讀代替了深度的文化思考，平面化不只是削去高度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平均值的問題，而是向文化理解的最低可能性靠攏。文化閱讀的最低值可能是低智商的，甚至是反文化的，但是它是遊戲的、感官的和無意義的，而人的角色心理之中又必然會有這樣的遊戲的需求、感官的需求和無意義的需求，就像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也要吃喝拉撒性交一樣，有意義的思想和無意義的糞便排洩構成了完整的人生。
因而同一個人對電視，便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兩種表情，一方面會一個夜晚眼球完全奉獻給電視，另一方面又憤然痛斥電視臺的弱智和淺薄。這是兩種角色心理在起作用，看電視時他只是一個低文化水準的“大眾”，而罵電視時他很自然是以高學歷的知識分子自居。而電視臺老闆、總裁不會因為那些知識分子的批判而改變“愚弄大眾”的宗旨，因為他們最清楚，電視臺從來就不是為知識分子而存在的，或許知識分子的憤怒程度越激烈，愈能證明電視臺在更大程度上真正掌握了“大眾”。當我們明白了坐在電視機前手握遙控器的受眾都是嚴格遵守遊戲規則的木頭人時，我們也就不難明白《還珠格格》、小燕子為什麼會走進千家萬戶集萬千寵愛在一身了。
這也正是我所憂慮的問題，人們有理由在看電視時放低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思想能力，可久而久之會不會就以此基準作為自己的文化高度和心智理想呢？小燕子長不大，可那些模仿、熱愛小燕子的孩子終會長大，他們長大後還會記得小燕子嗎？還會不會為小時候的狂熱感到臉紅呢？《還珠格格》的第三部又將拍攝竣工，希望上映時收視率不要再那麼火暴，更希望那些端坐在電視機前的觀眾有一天會抗議電視臺：我們不是木頭人！
2001年4月1日完稿於碧樹園
第4節 盛滿平庸的地方（1）
——一臺電視晚會的文化與慾望
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如今已成為中國人春節的一部分，一些研究者將它稱之為“新民俗”。雖然從民俗學的角度來講，一種民俗的形成往往需要幾十年幾百年的歷史，因而說春節聯歡晚會是民俗不免有些“前瞻”的味道，但春節聯歡晚會這一特殊現象卻蘊含著諸多的文化內涵，它既是傳統文化春節這一傳統節日在今天的延續，又是電子時代向文化傳統妥協的混合物，既是中國本土文化面對一個開放世界（電視直播）的自我選擇，又是地球村文化…網路文化中一個奇異的區域文化的自我迴圈。
春節聯歡晚會是一個時代文化精神的承接之器，這個巨大器皿裡翻滾著浩大的泡沫，但我們撥開這些繁雜的泡沫，便會發現這個巨大器皿之中的沉澱物是如此平庸、如此單調，涮來涮去只是那麼一點點可憐的文化和慾望。短暫而漫長的歷史說起春節聯歡晚會，人們習慣地、自然地提到1983年。準確地講，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是從1983年開始的。春節聯歡晚會在延安時期就有，至於用電視來轉播春節聯歡晚會，早在1960年北京電視臺就做過，當時還沒有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是我國的第一家電視臺。當時的電視機甭說普通群眾看不到了，就連高層幹部也很少見到，北京電視臺的中國最早的電視春節聯歡晚會沒什麼影響也就很自然的了。但我們今天在論及電視晚會“歷史”時，卻不能不提1960年北京電視臺舉辦的春節聯歡晚會。
文革開始後，春節被列為“四舊”之一，春節晚會自然也偃旗息鼓。待到它重新露面，已是1978年。據著名相聲演員姜昆回憶：1983年以前，中央電視臺每年也搞春節晚會，但只是一般性的聯歡，如1982年的晚會在北京新橋飯店舉行，主持人是達式常和當時演電影《櫻》的女主角而出名的程曉英。
1983年春節，老導演黃一鶴提出要辦一臺現場直播的晚會。他請來侯寶林、袁世海、郭蘭英、杜澎、謝添等老藝術家組成顧問班子，將晚會設計成茶座式，並將電話接進現場，吸引全國電視觀眾參與，節目時間長達五個小時。現在看來，當年的這臺晚會可以用“稚嫩”和“樸素”來形容，比如晚會舉辦地點是中央電視臺舊址的600平方米演播廳，與現在設施完備的100平方米大演播廳不可同日而語；再比如當時不僅有馬季、劉曉慶等“主持”，還有姜昆等“報幕員”，演員們的服飾也遠不如十幾年後同行們的行頭豪華。但是這臺晚會雲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