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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關係？
剛才說的還是翻斗車。他編的故事已經有變化了。
嚴現在我正翻過那堵牆，“他說。又說，”噢，是的，我能看到一個東西在閃光。接著就是是你的照片框。
但沒有照片，他說。我說那不要緊。我可以重放一張照片，但那個照片框是無法替代的。但是，他還能看到其他什麼東西可能是我的嗎？
“沒了。”
“你肯定嗎？”
但他堅持說沒有了。我所知道的是，他只不過是在他家的後花園裡乒乒乓乓地翻找著。
他同意將照片框交給馬克·尼波里特，他確實做到了。
但後來警方插手此事，他們把它帶走作檢驗。我再次見到照片框是在法庭上。
2000年4月底，足球賽季快結束了。當大衛得知那個賽季的倒數第二場比賽他將不上場時，他沒有告訴我，卻決定要給我一個驚喜。我和大衛總是為對方準備一些小小的驚喜。
我們經常談起要再買一隻狗。“撲費”和“史努比”都已長成了大狗，非常兇猛的警衛犬——我都不敢把手指伸進新房子那裡的狗舍的網眼裡。我當然也不會讓布魯克林靠近它們。我真正想要的是一隻長滿絨毛的白色獅子犬，我們；常說要從動物收容所領回一隻來。
因此當大衛告訴我他給我準備了一個驚喜，我肯定那是一隻狗。我當然問他了，但他只是笑，那種模稜兩可的笑。
但是我確信是一隻小狗。因此，那一夜我幾乎沒睡：半是興奮——我可以帶著它到處逛了——半是害怕：我連一個嬰兒幾乎都對付不了，我如何能分身去照顧一隻小狗呢？第二天早晨，大衛說在他告訴我秘密之前，我們得把他媽媽送到機場——她一直在這兒幫我們照顧布魯克林。
我們確實去了機場，但我們沒去動物收容所，卻飛到了托斯卡納（義大利地名），到了肯納和南希·貝里（肯納·貝里為“百代”唱片公司的執行官，南希·貝里為美國維京唱片公司副主席）的家。我們在婚禮前一個星期去過那兒。這就是那個驚喜。大衛悄悄地把我們需要的一些東西預先收拾好，讓馬克提前送到機場，把它們裝上了一架他已經安排好了的私人飛機。幾天來他一直在盤算安排一個活動——到某個靠得住的地方，他首先要考慮的是天氣狀況。他先想到的是迪拜，但接著他就決定那兒對布魯克林來說太熱了。只到昨天夜裡，他才最後決定去托斯卡納。
當我們在比薩降落時，猜猜怎麼了？一群攝影記者和等在那兒要簽名的人。這簡直讓我受不了。我為他們簽名，努力想面帶微笑，腦子裡卻一直在想：他們怎麼可能知道？好司副主席。
像有人已經控制了我們的生活，在事情發生之前就知道我們將要做什麼。這讓我感到非常噁心。我都不知道，甚至大衛也只是在那天早上才確定下來的。租給我們飛機的人——是我們絕對相信的人——也不知道。
馬克知道。
這句話落在我的心口，就像老式自動售貨機裡的水果掉出來一樣，發出一聲悶響。
切斯特動物園那件事，還有其他人知道，比如動物園的工作人員。但這一次，完全沒有第二個人知道。只有馬克。然後我又想起了莫斯迪克。我一直在想除了旅行社的人沒人知道我們將去莫斯迪克。但馬克知道。
還有另一件怪事兒。上飛機時，我問大衛為什麼不帶上馬克？大衛告訴我，馬克說了沒必要。馬克說：“你們在義大利會沒事的。”
在義大利會沒事的？誰都知道義大利是世界綁架之都。
馬克知道。
又一聲悶響。
儘管事情已對得嚴絲合縫，我還是不斷想起他如何以孩子的性命發誓說不是他洩的密。我沒見過他的孩子，他離婚了。如果他有孩子的話，沒有哪個父母會這麼說，會嗎？我在想，他曾說過會替我和布魯克林擋子彈。
我將它置之腦後，我總有這種想像力。如果我聽任自己這麼想下去的話，我能把二加二算成十。我們會有一個不錯的假期。陽光明媚，布魯克林正是戲水的年紀——在曼徹斯特體育中心，他已經能和我們一起游泳了——而且第一次感覺到沒有保鏢在身邊真好。
“玩得開心嗎？”馬克到機場接我們時問道。
“好極了，謝謝。非常開心。”確實如此。大衛在那兒過了生日，我為他的生日準備了一個驚喜。我不聲不響地安排雙方的父母一起出來跟我們共度幾天。
我們到肯納和南希·貝里的別墅去過幾次了。每次我們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