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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這首歌，”他告訴我，“它很棒。我喜歡它。你聽過後儘快告訴我你的感覺。”
他是對的。《我希望》是一首好歌，但是試唱歌手是個地道的黑人節奏藍調歌手。它真的適合我唱嗎？事實是假如你得到一首好歌，你可以靈活處理它。你可以讓它更像一首流行音樂，你可以讓它更像一首節奏藍調，你可以放慢節奏，你可以加快節奏。一首真正的好歌，只要你抓住它的核心，你想怎麼唱都可以。
我想改變一下它的基調。
不，當我到達洛杉磯的工作室時，歌曲作者對我這麼說。你不能改變它的基調。他們的名字是索爾·夏克和卡林，他們原本來自丹麥，但是在洛杉磯已經生活、工作了好多年了，為惠特尼·休斯頓這樣的人寫歌。
和瑞特·勞倫斯、史蒂夫·基樸納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舒服。但是在這家工作室，我卻感到另外一個極端。它絕對讓人敬畏。錄音棚蒙了一層鋼板的門上掛了一隻牌子：維多利亞·貝克漢姆時間！不得進入！那真是我的快樂時光。
我已經請阿什利轉告他們，這首歌不著我的調，對我來說，調子太高了。顯然他已經忘了。然後他們又放了一遍音樂，確實很棒。
他們倆都笑容可掬。索爾·夏克的穿著和大衛非常相似，猛一看這就是大衛——軟底運動鞋、寬鬆的牛仔褲、寬鬆的T恤衫——這讓我非常不安。卡林的個頭要小得多，稍胖一些。兩個人都很酷。
“可是我想這個調對我有點高。”
“不算太高，這個調位聽起來很不錯”——關鍵還是進去調整一下，他們說。他們已經決定這首歌就這樣才行。儘管我感到不舒服，我想做的就是溜之大吉，但是，我決定至少我應該到錄音棚裡去試一試。
長話短說，我進去了，調整了一下，聽起來非常好。繼而我又和他們合作寫了另兩首歌，《你在說什麼》和《闖入我心扉》。
這是非常愉快的一週，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如此努力過，但是我確實給自己施加了壓力。布魯克林在那兒陪我是有幫助的。我媽媽和桑德拉都過去幫我帶他。事實是沒有他們我完不成第三張專輯。大衛的媽媽帶小孩太好了，那麼耐心，總是陪他們一起玩，還給他們讀故事。她現在說她真希望接受過兒童護理培訓。現在她有三個孫子、孫女。除了布魯克林，還有大衛姐姐琳恩的孩子喬治娜，大約和利伯蒂一般大；還有弗雷迪，2001年初出生。那次旅行中布魯克林最高興的是去迪斯尼樂園，在我的休息日我們大家一起去的。
只有當你和一個小傢伙一起去時，你才會真正欣賞到它的奇妙。
那個星期結束的時候，索爾·夏克和卡林帶我出去吃飯，他們坦白說開始的時候他們根本不想和我合作。
“我們可以因為你們賣出去那麼多唱片而尊敬你，可‘辣妹’演唱的不是我們這種音樂，”他們解釋道，“但是阿什利是非常好的A&R，他說服了我們與你合作。”
阿什利走進一家他們正在用餐的飯店，送給他們一份《Elle》雜誌，裡面有一頁標註著我在某地與兩隻德國種的短毛獵犬的合影。我和這兩條狗站在那兒，基本上只穿了一條開士米內褲。裡面附了一張便條說：“你們真的不想和這個人合作嗎？”
他們大為讚許，說他們被我的職業精神徹底征服了。是的，我真的能唱歌。
幾個月前，當我和戴恩一起乘火車從無線一臺的巡迴演出回來時，我們開始把一些歌詞、旋律方面的想法寫出來，一下子我們醞釀出了一首非常好的歌。我們應該請誰來製作呢？我立刻想到了小哈維·梅森，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和羅德尼·傑金斯在一起。最近保羅·麥克唐納剛剛送來一首他的歌，叫《永遠做我的寶貝》，我非常想錄制這首歌。結果發現戴恩曾經和哈維一起和“超凡四帥”合作過。哈維是一個了不起的音樂師，他的父親，哈維·梅森，是一個非常出名的鼓手。
因此戴恩的唱片公司把這件事作了安排，我們和倫敦的一家錄音棚約定了時間，是9月份。然後我就患上了腦膜炎。錄音棚已經定好了，所以戴恩和哈維做了他們能做的一切，雖然我心和他們在一起，但是我本人卻沒有在場。我的身體在奧爾德里—埃吉，躺在床上，拉上了窗簾，戴著太陽鏡。但是我能講話，所以戴恩每隔大約5分鐘就打來電話，問“你認為這個怎麼樣，維珂？”我們也只能如此了。
接著，在洛杉磯和索爾·夏克以及卡林呆了一段時間後，我正在回家的路上，這時，我的手機響了。我在希思羅機場，正在過境，等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