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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看到我時，他的臉上又綻開了那種笑容，一如往常。正如瑪莉蓮·夢露在《熱情如火》中唱的，“我的脊樑骨成了牛奶蛋糊凍”。我忘記了一切，只知道我多麼愛他，而且，幸運的是，他也愛我。
我知道這場比賽對他有多重要。這麼多的人在說貝克漢姆將要為我們拿下這場比賽。但是，世界盃中他們也這麼講，而那時他踢得很糟糕，接著他們就群起而攻之。傑羅米·克拉克申（英國著名汽車專欄記者）說他想用一根棒球棒把大衛打到一間四壁有軟墊的牢房去。《每日鏡報》有一張投鏢靶活頁，大衛的臉位於靶中心。《太陽報》搞了一個人體模型，照著大衛的樣子打扮起來，給他套上一條莎籠裙和一件7號球衣，然後把他吊起來，不是掛起來，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吊在倫敦南區一家酒館外的絞架上，拍了一張照片並將它登在頭版。沒有哪一個足球運動員曾經受過媒體這樣的非議。所以，打一場好比賽對他太重要了。
他做到了。儘管比賽以平局告終，第一場對葡萄牙的比賽是2000年歐錦賽中英格蘭三場比賽中踢得最好的一場。
大衛踢得這麼好，我為他驕傲。我一直看著我爸爸以檢驗我是否正確。他只是微笑。大衛做了兩個球——意思是他將球傳給了進球隊員。我幾乎要哭了，我太高興了，對我來講，這是聞所未聞的，任何一個曼聯球迷都會告訴你，我並不是真的對足球感興趣，我對足球的興趣僅限於大衛在場上時。我不看球，我看大衛。如果這兩者恰好統一，那麼很好。
每個人都知道，英格蘭隊比賽前，隊員不允許探視家人，但是，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比賽後隊員仍然不允許探視。足球隊，無論是曼聯隊還是英格蘭隊，被管理得像是集中營。那場比賽結束後我想做的就是擁抱大衛，告訴他我有多驕傲。但是，當終場哨聲吹響，隊員們脫下他們的隊服給對方球員時，我們像是聽話的小學生排著兩列縱隊，已經被領著回到我們的大巴上，返回機場，回家。
在我們往體育館外走時，我用手機發了一則簡訊。給他打電話毫無意義，我知道他會在淋浴間或浴室，隊員們比賽後在一起就像一群小男孩兒。生活中，我們有一半時間花在彼此發資訊上，另一半則是打電話。大衛的理療醫生甚至說他背部不適就是因為他耳朵上總黏著電話。但有時你有一些事情不想讓別人聽到，無論是你的媽媽、爸爸，還是司機、保安，抑或是化裝師、髮型師，或者“辣妹”組的姑娘。或者也許有人在談話、聽CD，此時拿起手機來閒聊是不禮貌的。音樂圈裡有些人認為只要他們開心，他們可以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我想這純粹取決於你的教養。有些人認為傳送文字資訊得手巧，但我不這麼想。我像一個手機觸控打字員，雖說我的長指甲意味著我得用指側按鍵，但哪個字母在什麼位置我甚至想都不用想。
就在我的手機顯示屏上閃出“傳送”字樣時，我收到一個訊號——大衛發來了資訊。“立刻給我打電話，愛你無數，最最親愛的。”我迅速摁了幾個鍵，撥了我在睡夢中都能撥出的號，電話響了兩聲，然後是“你好”。
其他人也許會嘲笑大衛的聲音，但這是他們的事。我喜歡他的聲音。
“你好，寶貝兒，”我說，“我知道你認為我什麼都不懂，但是你做得確實很好，我多麼、多麼為你驕傲啊。”
“當你聽說我做的事，我想你就不會感到驕傲了，維多利亞。”
我感到我的心跳加倍了。
“那麼，你做了什麼？”
“我剛聽說媒體拍到了一張我對球迷豎起手指的照片。”
我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在開玩笑，大衛。”我們一次又一次碰到這樣的事。
別理它，別理它就行了。
“我只是無法忍受。”
“但是為什麼？我們一次又一次碰到這樣的事。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愚蠢的問題。我知道為什麼。因為那些辱罵以及大衛的火爆脾氣。但是他知道公眾對他如此注意。
“是因為他們喊的那些有關你和布魯克林的話。我再也無法控制了。”
“比如，他們在說什麼？”
“你知道的。”
“我想聽聽。”
“布魯克林撅起你的屁股來。”
這並不新鮮。但是當我聽到的時候，它依然讓我噁心。
“唔，以前我們聽過這話。”
“接著他們又說但願布魯克林死於癌症。”
我只是合上眼，什麼也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