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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鮑威爾唯一的女兒要結婚，就非要把婚禮辦得好上加好不可。酒席承辦人要最好的，蛋糕要最大的，樂隊要最棒的，場所也要第一流的，挑選了布朗克斯最大的一家飯店——大廣場飯店。10年省吃儉用攢下的錢，10年辛勤勞動換來的錢，一天之內就都花掉了。可是，父親微微舞動的眼神在說：錢不就是供花的嗎？
我可以補充一點：瑪麗琳和諾曼現在已有兩個女兒，一個外孫女兒，他們不久前剛慶祝過結婚40週年。
在姐姐上大學的榜樣帶動下，遵照媽媽和爸爸的願望，我向紐約的兩所大學遞交了入學申請，一所是紐約市立學院，一所是紐約大學。我一定比我自己以為的水平高一點，因為兩個大學都錄取了我。選擇哪一個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紐約大學是私立的，一年收學費750美元；紐約市立學院是公立的，一年只收10美元。我選擇了後者。學什麼專業呢？我母親成了指導者，她問過親戚們的意見。我的兩位牙買加表兄，弗農和羅伊，都是學工程的。媽媽對我說：“這是來錢的一行。”她說的不錯。在50年代經濟繁榮的那些年頭；消費品需求旺盛，需要許多工程師去設計冰箱、汽車音響裝置等等。於是，我就報考工科專業，儘管我對科技和數學一向頭疼。
2月份，布朗克斯這鬼地方仍然很冷，我上大學那一天更是冷得出奇。坐了兩路公共汽車、我哆哆嗦嗦地下了車，站在哈萊姆區第156街和康文特路的交叉路口。我縮著脖子，像一個從邊遠地區進城來的鄉巴佬，瞅著一排排漂亮的褐色石頭大樓和公寓大樓。這裡住著一些受過教育和待遇優厚的黑人，是哈萊姆區最好的地方，是黃金海岸。
我走到康文特路和第141街的交叉路口，端詳紐約市立學院的校園。我要進的這個學院是上個世紀“為了給工人階級子弟提供高等教育”而建立的。從那時起，紐約一些最窮而又最聰明的青年抓住了這一機會。在我之前進過這一學院的人，包括小兒麻痺症疫苗的發明者喬納斯·索爾克博士；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F·弗蘭克福特；揭露黑幕的小說家阿普頓·辛克萊；名演員愛德華·魯賓遜；劇作家佩迪·恰耶夫斯基；《紐約時報》主編艾比·羅森塔爾；小說家伯納德·馬拉默德；工會領袖A·菲裡普·蘭道爾夫；紐約市的三任市長P·華格納、A·比姆和E·柯赫；以及8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我這個二流中學畢業的丙等學生，走進這座有高大的哥特式建築的學府，感到壓得喘不過氣來。這時，我聽見一個友好的聲音：“嗨，小夥子，是新生？”
這是一個身材矮小、紅面龐、飽經風霜的男子，長著一雙粗糙的手，面前有一個冒著熱氣的小推車，裡面是紐約人愛吃的椒鹽餅。他長期在紐約市立學院門口賣椒鹽餅，可是卻有一個莫名其妙的綽號，叫“賣麵包圈的雷蒙德”。我從他手裡買了一塊熱乎乎的椒鹽餅，一面吃一面跟他閒聊了幾分鐘。我心上的冰塊打碎了，這座學府不再那麼可怕了。此後4年半時間，我成了雷蒙德的老顧客。現在，在我的記憶中，給我上過課的教授們大多已經模糊不清了，可是“賣麵包圈的雷蒙德”的形象依然清清楚楚。這也許說明了他的性格是格外友善，或者也說明我的功課差勁。
我走向學校的主建築謝潑德大樓，它高聳的輪廓像是一部恐怖電影的道具。路過一座平常的老建築物時，記得當時完全沒有注意到它，然而它卻是我後來度過4年時光的活動中心：後備軍官訓練團的教學樓。
我這個工科學生的第一學期功課順利得出奇，主要是因為還沒有上工程課。夏天，我決定進修一門機械製圖課，為下一學期做準備。在一個炎熱的下午，老師要我們畫“一個在空間與平面相交的圓錐體圖形”。別人都在畫，我卻坐著發呆。過了一會兒，老師走過來，站在我的課桌前一瞅，我面前仍是一張白紙。我絞盡腦汁，也想不出圓錐體在空間與一平面相交是什麼情景。如果這就是工程學，那就讓它見鬼去吧。
我給父母說我要換一門專業，他們都很失望。這科林還是老樣子、挺好的孩子，就是缺乏遠大志向。我宣佈我要改學地質學，家裡立刻討論開了，父母跟親戚們電話不斷。有誰聽說過什麼人學地質學嗎？地質學是幹什麼的？學地質學的要去什麼地方？勘探石油嗎？一個南布朗克斯的黑小子要學這東西，可真新鮮。這些一輩子為有一個安定的職業操碎了心的人，最關心的問題是：學地質學的人將來會有退休金嗎？退休金對於我們這號人來說，是一個有神奇魔力的字眼。記得我在陸軍服役5年之後，有一次回家時去看望勞麗斯姨媽。她心地善良，可是有時候顯然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