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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利大街流行過一些種族綽號，有時人們因此而爭吵打架。但當時的爭執並不是“我優越，你低劣”，而更像是一個球隊受到侮辱時要出出氣。我最終也嚐到過種族偏見的毒汁，但那是好久之後，是在遠離“香蕉凱利”的地方。
我青年時代形影不離的好友是吉恩·艾爾弗雷德·沃倫·諾曼，他家也來自西印度群島。他比我大一兩歲，體育運動比我強，比我更加好動。我的一個親密白人朋友是託尼·格蘭特。我記得他們都急於走出去，遠走高飛。吉恩加入了海軍陸戰隊，託尼則參加了海軍。託尼現在還記得“香蕉凱利”的青年人分成兩類，“吸毒的和不吸毒的”。我們3個人都屬於後一類。吉恩後來當上了紐約市地標局局長，託尼則擔任了懷特普雷因斯公司的法律顧問。
1954年2月，在距我17歲生日還差2個月的時候，我從莫里斯中學畢業了。這不是因為我學業優異，而是學校縮短了學制。在母校那一年的年鑑上刊載了應屆畢業生的姓名和照片。我的照片展現的是一個面帶輕鬆笑容的小夥子，姓名旁邊沒有什麼字幕式記載。同一頁上的同學包括3個黑人、1個西班牙後裔、4個猶太人和另外2個白人，這也反映出了亨茨波因特是個民族雜居的地方。
當時，除了在西克塞爾商店搬運嬰兒車的本領以外，我一無所長。我是一個“好小夥子”、“好工人”，如此而已。我在中學時田徑運動不錯，贏得了一封推薦信，可是在範科特蘭公園苦練了一陣子越野賽跑以後，我感到厭煩就不練了。我改跑440碼短跑，因為我短跑跑得較快。可是經過一個賽季，成績一直提不上去，就主動退出了田徑隊。我們的聖瑪格麗特教堂有一支籃球隊，我個子高，跑得快，又是資深教堂執事的兒子，所以教練願意給我一個機會試試。我大部分時間坐冷板凳，於是又退了隊，球隊教練也鬆了一口氣。在以後的幾年裡，多次有人要我打籃球或者當籃球教練，顯然是出於一種種族上的先入為主的見解，以為我打籃球一定行。到我歲數大一點，通曉世事，說話有人信之後，當別人邀請我去打球時，我就佯稱我有慢性“腰痛”，遠遠地避開了球場。
我幹什麼都無恆心，令父母犯愁，他們嘴上不說，但我心裡明白。不過，我有一件事幹得不錯，就是在教堂當教士助手和副助祭，我也喜歡教堂的這些活動。教會有組織，有傳統，有階級，有禮儀，有宗旨，現在回想起來，教會跟軍隊並非全無相似之處。也許，我的1928年版祈禱書註定要變成陸軍野戰條令22…5——陸軍部隊訓練的聖經。倘若當年我入教會當差，我母親一定會高興。可是我沒有聽從那一召喚。
在另一個領域，我依然不成熟、不老練。在性教育方面，我在家裡從來沒有聽到一個字。街道成了我的教師，而且是一個粗俗的教師。街上的男孩錢夾子裡都有避孕套。我的避孕套都是顏色發黃、易裂的老貨。中學時期，我跟街坊上一個女孩有過一段早戀。有一次我邀請她參加我家一次聚會，我姐姐一晚上淨取笑她。她走了以後，姐姐說：“那女孩有什麼了不起的？”我原先一直認為我的女朋友很美，可是姐姐看不上她。儘管我們姐弟間老斗嘴，姐姐的意見還是很有分量的。既然我的女朋友在姐姐眼裡並不美，她對我的吸引力也開始下降了，於是，這段浪漫史就結束了。
在以後的歲月中，我終於成為好學生，可是在中學階段誰也不會預言我是這塊料。在學習成績上，姐姐瑪麗琳一直是鮑威爾家的模範。她在沃頓中學是優等生，在布法羅學院仍然出類拔萃。因此，由於姐姐的榜樣，也由於父母對我的期待，儘管我中學畢業時的總平均分數只有78。3，但我還是考慮上大學。不受教育，就只能成天包裝商品或者給服裝釘釦子；受了教育，才會有一個真正的職業。在我們家族中，不少人因為受過教育而功成名就。在遠近親戚當中，一位表兄亞瑟·路易斯先在海軍當兵，後來當了美國駐獅子山大使。他的弟弟羅傑成為一名很不錯的建築師。維克多·羅格表兄是著名的律師。詹姆斯·沃森是美國海關國際貿易法院的法官。他的妹妹芭芭拉擔任過美國駐馬來西亞大使，後來又成為第一位女助理國務卿。他的另一個妹妹格雷絲是教育部的官員。還有一位表姐多蘿西·克羅珀是紐約州申訴法院的法官。我的表妹克萊雷特·福布斯是最後一個從牙買加移民來的，她當了護士，她的兩個孩子都上了名牌大學。我姐姐的女兒萊斯莉是一個畫家，有耶魯大學的碩士學位。還有一位表兄布魯斯·勒維林，是內薩姨媽的兒子，在卡特政府中當過高階政治委任官，現在是企業家、慈善家，是最富有的非
